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我看了并不喜欢。电影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了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惨案。在黑九月组织的策划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了以色列运动员，德国警方粗暴应战，结果恐怖分子被击毙，但被绑架的以色列人也被杀害。惨案震惊了以色列，于是以色列人派出特别小组，逐个暗杀黑九月的领导人；每死一个领导人，巴方就针对以色列目标进行报复。任务完成一半时，暗杀小组负责人因承受不了压力退出。

电影表现的就是以色列报复暗杀的过程，每次暗杀，导演都要展示被暗杀者人性生活的一面。我承认，反对以暴易暴的主题在这个影片里面体现得很出色。但问题是，这些人真的像影片表现得这么无辜吗？难道不是这些黑九月领导人谋划慕尼黑绑架的吗？以色列人有报复错人吗？通篇布局做平衡的斯皮尔伯格，为什么不在表现暗杀时，闪回一下这些被暗杀者当年决策的镜头？难道不是因为对黑九月恐怖主义方式的检讨，阿拉法特才能以后获得世界公认的巴方领袖地位？

2003年我赴伊拉克进行战争报道之前，有位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告诫说，战争对于人心理和意识的威胁也许大于现实的威胁，很多人都因为不够坚强而没有挺过这关，那些走出来的人也完全不一样地成熟了。我当时没有理解她的意思，进入巴格达之后，才知道她在说什么。原来是那种对战争的无原则反对。

战地记者大都反战，这不仅是因为看过太多死亡之后人无法再支持任何杀戮，更重要的是源于新闻专业的训练。正宗的新闻教育，都试图培养专业记者的平衡感。因此，记者天生愿意展现战争的两面，一面是政治意图的胜利实现，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敌我以及平民伤亡，更重要的是，陷于记者报道的平面化和媒体读者的需求，大部分的报道更聚焦于现时性的伤亡。然而，战争的复杂程度，不是仅仅用表面的平衡就能解决的。

正如《慕尼黑》，导演平衡了巴方绑架和以色列报复的残忍，这完全是目前全世界反战新闻的基本做法。看完电影，和看完《纽约时报》的伊拉克报道一样，就是绝望两字，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好人，也没有真正坏人的世界，一切暴力和战争都是邪恶。

每个人都有罪了，也就是每个人都没有罪了。斯皮尔伯格能把一个标准的恐怖主义绑架和以色列对策划者的报复，表现成价值中立的死亡对抗，这就超越了底线。我也反对这场伊拉克战争，但我无法原谅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西方人盾，在反战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竟然到了和萨达姆政权互相捆绑的地步。

我采访了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残暴政治的愤恨，也采访了他们对美军发动战争的不满，作为记者，了解事情的两端，就是专业要求的全部。而作为一个被政治困扰的人，我仅仅说出这两端，其实是非常廉价的 。我讨厌布什，但我不得不认可布莱尔的说辞：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看着萨达姆继续统治下去。

2004年去台湾采访大选，让我体会到了还可以有其他报道冲突的方式。在蓝绿两派几乎是撕心裂肺地以身抗争的时候，《苹果日报》保持着绝对的表面新闻平衡。首页新闻之后，偶数页是泛蓝的新闻，奇数页是泛绿的新闻，无论你是蓝是绿，你至少能看一半。而作为一个大陆人，我毫无选择，民族感情驱使一头扎进泛蓝当中。我和泛蓝群众一起抗争、一起游行、一起哭笑，仿佛是我在投票，仿佛是我自己的民主。

我突然发现，其实在这种激烈对抗中，你才能一下子理解冲突双方的感情。《苹果日报》式平衡的虚伪，原来不在于平衡本身，而在于你不能足够深入。你知道了泛蓝失去"中华民国"、要被赶到大海中的切肤之痛，你才能理会台湾泛绿对自主性的激烈申张。正如《慕尼黑》中，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宾馆同住一个房间的对话时的真诚——你最理解的人，其实是你的敌人。泛蓝媒体《中国时报》常常有的深刻评论，对泛绿的理解，是《苹果日报》所不可能达到的，而独派的《自由时报》也常常有对泛蓝的警醒之论。

所以，我越来越认识到，新闻专业主义规定的报道平衡，并不是世界真相的全部，我们还需要新闻自由带来的媒体意见表达自由所提供的那些发生在人内心和思想中的真相，那些由观念、欲望所组成、那些由爱与仇恨所驱动的真相，对于所有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来说，这种真相同样真实。如果我希望看看伊拉克战争的真相，不是寄希望予什么《纽约时报》给予客观的报道，而是去看《华尔街日报》《黎巴嫩每日星报》以及半岛电视台。我要走进各方偏激的内心，用这种激烈的多元去弥补报道平衡的不足，然后再选择自己的立场。正如我理解泛绿，但我从心底认同和热爱泛蓝。

写完这篇文章，我可以对那位前辈说，我终于走出伊拉克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