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审慎对待的女知识分子——安•兰德中国接受综述
谢鹏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

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是俄裔美籍当代小说家，“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大众哲学家；也有人称其为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兰德一生著述丰富，写作领域涉及文学创作（包括小说与剧本）与文艺理论、哲学（伦理学和认识论）政治学等。兰德早年创作剧本，担任好莱坞Demille Studios 电影公司的编剧，著有剧本《红色走卒》（Red Pawn, 1932）、《1月16日晚》（Night of January 16th，1935，原名《受审的女人》Woman on Trial）等；长篇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 1943）与《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1957）多次重版，为其赢得声誉，并改编成影视作品；《浪漫的宣言：一种文学哲学》（The Romantic Manifesto: A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1969）是表达兰德文艺思想的理论著作。兰德的哲学著作有《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哲学》（For the New Intellectual——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 1961）、《自私的德性》（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A New Concept of Egoism，1964）与《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The Introduction of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1966）；《资本主义：未知的理念》（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1966）和《新左派：反工业革命》（The New Left: 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1）是体现了其政治、经济观念的文集。[1]
虽然兰德一生留下了丰富的、跨领域的著作，但在其生前，美国主流学界并没有对其投以关注。直到1984年，才开始有哲学家严肃地评估兰德哲学思想的价值；[2] 1987年美国作家研究系列丛书出版了兰德的研究成果；[ 3]1995年，有了第一部讨论兰德思想渊源的学术专著《安•兰德：一个俄国激进分子》（Ayn Rand: A Radical Russian, 1995）；1999年，关注兰德的学者创办了第一本专门的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1999年之后，国外的兰德研究开始呈现上升态势，不仅多本学术著作问世，学术研究也达到一定深度，如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兰德思想与作品进行阐释的评论集《安兰德的女性主义阐释》出版。而且兰德思想正引起国际性的关注，来自英国、挪威、加拿大、捷克、立陶宛等国家的学者立足各自研究领域撰写了多篇论文；有学者还表现出长期的关注，如挪威文学研究者Kirsti Minsaas多次在《安兰德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发表论文，并着手撰写兰德小说中英雄人物研究的专著。到了21世纪，美国的兰德学术仍然呈上升的趋势，这或许是纪念兰德诞辰百年契机的推动，具体的表现有剑桥大学出版社、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学术出版社相继推出兰德的研究成果。[4]
笔者想说明的是，虽然有畅销书的影响力，兰德强调个人主义、反主流的姿态也迎合了60年代美国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但是兰德的思想获得学界的严肃对待不过十余年。在兰德生前的长时间内，国外主流学界“错过”了兰德这个知识分子，即便在美国，兰德思想的研究也仍处于一个进行式的状态。所以，相对来说，对于中国学者，兰德思想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对待国外的研究成果，也不要轻易地、不加批判的接受。这是讨论兰德中国接受需要认识的事实与应持的态度。
值得高兴的是，虽然在中国大陆已出版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或者美国文学作品选中看不到兰德的身影，但是中国当代学界并没有“放过”这位女思想家。早在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的伦理学教授秦裕就翻译了兰德的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A New Concept of Egoism。之后，在一些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译著中也有关于评介兰德思想的章节。近来，在一批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与出版机构的努力下，兰德的主要著作得到译介，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其中，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两部文学大部头和华夏出版社2007年推出的“兰德丛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者指译著《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后者则包括四本书，他们分别是：《颂歌》（Anthem，1938）、《自私的德性》、《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与《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Why Businessmen need Philosophy?）。相对之前零星地出版，它们形成了一种“规模效应”。并且在这些译作的扉页上都标示了赞誉之词，诸如“伟大的作家”、“大气的作家”、“超人的才能”、“公共知识分子的女性标本”与“专栏作家里的女劳模”等等。
除了翻译之外，兰德中国接受的图景也是多样的。一些学者在有影响力的报纸与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兰德译著与思想的评论文字。兰德爱好者在北京、上海举办了新书发布会，甚至召开了兰德思想研讨会。[5] 另外，一个由在京学者创立、维护的公共事务网站上设置了“兰德思想”专栏，专门讨论兰德的政治经济思想。当然值得关注还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兰德学术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近两年兰德的学术研究正在生产与出产中，2007、2008年均有以兰德思想与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出现，《社会科学战线》与《当代外国文学》等学术刊物也发表专门论文。可以断言：兰德及其思想正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关注点。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旨在对中国兰德接受的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其成果，指出问题所在；在参照国外兰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兰德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兰德中国接受的现状与问题分析：翻译、评介与研究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兰德的接受还处在译介阶段，评论渐增，而学术研究尚薄弱。关注者来自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文学与哲学等领域，其成果也体现在伦理学，文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笔者以时间为序，并分别从翻译、评介与研究三个具体方面论述兰德的中国接受现状。

1、翻译的进展：“潜行”而入与“规模化”
本文中兰德的翻译既指翻译兰德本人的作品，也包括中国学者翻译的国外学者对兰德评价、研究文字。中国大陆最早的兰德译介者是原华东师范大学伦理学秦裕教授。1992年他在《读书》上发表了对兰德伦理学著作《自私的徳性》的评论——《经济人行为的道德评价》，秦裕肯定了兰德“理性的利己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新伦理生活模式的价值。与此同时，秦裕教授也着手翻译了该书，将其译为《新个体主义伦理学》，199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6]
秦裕的译作虽引起了自由知识分子如刘军宁等的反馈，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评论，但是在这道灵光乍现后，兰德的著作并没有持续的引介。之后几年，中国大陆没有再出现兰德的专门译著。但是，兰德思想的引入没有停止，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潜行而入”，即在翻译其他国外学者的著作中，有涉及兰德思想的章节。它们或是兰德本人的论文，或是国外学者对兰德思想的评论，这些翻译章节也为中国学者进行兰德研究提供了文献参考。如1999年由清华大学伦理学教授万俊人、苏贤贵等人翻译的、当代美国最著名的萨特研究专家和女权主义哲学之一的黑泽尔•E•巴恩斯（Hazel E. Barnes）的著作《冷却的太阳——一种存在主义伦理学》（Existentialist Ethics，1978），在该书第二部分“存在主义与其他反叛者”中，有一章题为“利己主义的人道主义：安•兰德的客观主义”，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文有助于理解兰德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其与存在主义伦理学的关系。同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竺乾威教授翻译了英国白金汉大学政治学教授诺尔曼•巴利的著作《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On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Libertarianism, 1986），该书第七章专门讨论了“兰德及其利己主义”。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兰德的利己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关连与位置。只不过这次兰德的翻译接受从伦理学偏向了政治学领域。2003年，吉林出版社出版了独立学者秋风等译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该书收入了国外学者就“知识分子与市场关系”多篇论述，秋风本人翻译了兰德的两篇文章《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美国受压迫的少数：大企业》。此著作属于何怀宏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兰德的身影又一次“隐隐地”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到了2004年，兰德专著的翻译再度出现，由同济大学章艳老师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一书，该书由兰德1962年每周一次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专栏文章集萃而成。这些文章包括兰德对当时美国、国际政治和文化事件作出的精辟分析，也包括兰德关于读书、文学欣赏、圣诞节、集邮等话题论述，展示了她的散文写作才能与批判分析能力。[7] 之后，在2005年4月，以推荐学术新作为特色的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由冯涛翻译的《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哲学》，万里新翻译的《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这两本译著的出版对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兰德的知识分子观念与客观主义思想有重要的帮助。
在中国兰德翻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进展应当是为兰德带来声誉、且包含了其政治、伦理与哲学思想的两部大部头小说《源泉》与《阿特拉斯耸耸肩》得到翻译。两本书都收入高莽主编的“重现经典”书系，该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8] 兰德的作品入选符合第一个标准。两本厚重的小说——中译本前者达80万字，后者130万字，没有艰辛的付出是难以完成的，所以当两部译著于2005年，200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之际，中国的兰德爱好者翘首以盼，特别是当收山之作《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出版后，兰德爱好者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
此外，中国兰德翻译进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2007年1月到3月汪宇主编、华夏出版社推出“兰德丛书”，如前所述，这套丛书形成了一种规模效应，既有兰德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的翻译——《颂歌》；也有伦理学著作《自私的德性》的重译；客观主义哲学著作的第一次引入——《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也有较为通俗的读物《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满足了不同兴趣与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
至此，在短短十几年内，特别又集中在最近几年，涉及兰德文学、哲学与专栏评论等主要成果的9本著作得以翻译，在文学方面，兰德的四部小说已经翻译了三部；在哲学方面，兰德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伦理学、知识分子观与客观主义思想的著作均已翻译。这应该算得上是兰德翻译的重大进展，为中国兰德的进一步接受——评价与研究提供了基础。
当然如果苛刻地评价，当前中国兰德的翻译也还有未尽的任务与不足。比如说，兰德著述颇丰，中国翻译仍待完整，特别是体现其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应得到继续完成。相对而言，兰德哲学著作的翻译已经基本完整，但兰德的文学图景有待进一步完整，表现在文学作品翻译不全，小说不全，1936年最早的小说《我们 活者》，兰德早期的苏联写作也没有得到译介；剧作家是兰德最早的身份，她到美国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为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写剧本，创作了多个剧本，且剧本在百老汇上演。此外，兰德曾写有一本文艺理论的著作《浪漫的宣言：一种文学哲学》，集中体现了其文艺思想，对于了解、研究兰德文艺观念是不可或缺的，以上提到的论著是下一步可以完善的地方。与兰德文学创作上的影响相比，兰德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建树与影响甚至更加广泛与深刻，但迄今为止，体现兰德政治经济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未知的理念》与《新左派》还没有未见其译作。文学、政治、经济兰德著作任何一个向度的作品都还没有得到完整的翻译，这些都是兰德中国翻译下一步可以拓展的方向。至于体现国外兰德研究成果的著作也还没有中译本。

2、兰德评论：多溢美之辞但观点缺乏交锋与史料证实
伴随兰德作品的翻译，相关评论也随之出现。在中国现有的关于兰德的评价中，肯定性的溢美之辞占主导，批判性的阅读还很少，缺乏观点的交锋与争鸣。事实上，国外学界一开始对兰德思想是否有学术价值，客观主义是不是宗教存有争议；甚至兰德崇拜者阵营内部也有严重的分歧，如伦纳德与David Kelley对是否应该把兰德研究置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持不同态度；女性主义者对兰德作品与言论的理解远没有达成一致。[9]另外，国外学者的评价也比较谨慎，[10]没有轻率地使用著名、伟大之类的评价。
秦裕既是兰德最早的译者，也是最早的评论者。他在译著《新个体主义伦理学》序言中写道，“在中外哲学史上，能载入史册的女性哲学家几乎未曾有过。然而，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潮中，出现了两位女哲学家，一个是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另一个我们比较陌生，她就是美国的爱因•兰德女士”。[11]他看到了兰德作为哲学家性别身份的特殊之处，不过作为伦理学教授，秦裕关注的重点是，“兰德已经不是从一般的层次上探讨人性的自私问题，而是从经济人的角度来分析相应的伦理生活模式。”他认为，“兰德是独特的。20世纪西方伦理思想是以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中立主义和非认知主义为特征的，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无疑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他援引了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贝克对兰德的评价，“爱因•兰德理论对人们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将记载在人类的思想史上”。[12]
政治学学者刘军宁也兰德最早的关注者。1995年他在《读书》上发表了对秦裕译著的评论，他主要是从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角度肯定地兰德的自私伦理的价值，其论文题《勿忘我，兰德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肯定了兰德作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勇气，“她（兰德）发现，反“我”伦理学在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大本营也十分盛行。给该书取名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展示了她捅“马蜂窝”的勇气。”2007年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新书发布会上，刘军宁再次肯定了“兰德理性的利己主义伦理观”的价值。他对这部小说评价甚高：
我觉得1957年可能是20世纪历史当中最有标志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在美国，安•兰德的这本书出来了……而那个时候，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道德上正在破产，输给了共产主义。幸亏有了安•兰德的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她是20世纪整个人类思想界的一次斯大林战役。安•兰德身上有一点非常特殊，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身上缺乏，这就是说真话的勇气……兰德是一个惊世骇俗而且正确的人……[13]
2008年刘军宁又在《南风窗》杂志（2月27日—3月11日，第5期）上发表《探寻时代英雄的道德密码》一文，刘以《圣经•旧约•士师记》中记载的女先知底波拉（Deborah）的故事为引，将兰德类比为现实生活中的女先知。刘军宁认为，“兰德思想是美国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用作品证明，她是美国独立精神、创造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标杆”。此外，刘军宁与学者秋风等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网站[14]主持了一个“兰德思想”专栏，致力于介绍兰德的客观主义思想。
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角度，评价了兰德对20世纪后半期各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着重讨论了兰德与20世纪其他自由主义流派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兰德与20世纪其他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她发展了一个客观主义哲学，其次，兰德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个人主义。[15]
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评论兰德的思想，独立学者秋风是其中的代表。他对兰德的关注最早体现在其编著《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书中，翻译并收录了兰德的两篇文章。就中国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主体与道德问题，结合兰德的作品，秋风发表了几篇书评，如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关于兰德译著《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2007,8.27）与《自私的德性》（2007.7.9）的评论文章；在《广州日报》上发表关于小说《源泉》的书评。秋风肯定了兰德独特的商业、商人理论。
……仅仅指出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是不够的。兰德更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精神气氛中，商人自己甚至也认同了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认知。大约正是鉴于这种局面，兰德提出了她的一整套哲学体系……
秋风认为，兰德之所以认可商人，主要是认可商人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是一种创新精神。他指出，兰德的商人理念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颇为一致，并指出兰德哲学的直觉性质与精英性。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米塞斯、熊彼特到当代的Israel Kirzner，还有现执教于台湾逢甲大学的余赴礼教授等，对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进行过全面讨论。他们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市场的驱动力量，是社会财富创造过程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兰德的伦理学是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为基础的，尽管这更多只是得自她那伟大的直觉，就像她的伦理学也更多地得自她的直觉一样”。兰德的企业家伦理学确实是一种精英的哲学：它赞美企业家，也因此，它要求企业家必须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并且坚守原则……
借助引入兰德思想，秋风旨在批判中国的市场经济现状、经济学家、商人存在的问题，以期能以兰德商业伦理思想为匡正的指导。秋风曾主持兰德思想的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秋风对兰德的总体评价是：
她的思想是很特别的一套理论体系，很复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但有没有一些线索来理解她的思想呢？她自己大概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份理想的课程，就是我们哲学应该教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应该教米塞斯，教育学应该教蒙台梭利，文学要教雨果"，就是通过她的自述，我们可以了解她的思想的一些线索，把这些整合起来，就是她的一套思想体系。[16]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刘擎研究员对兰德评价甚高，在《重新书写世界的女性》一文中，他写道，“毕竟，我们的‘文化贩卖行业’中还有老辣的眼力，没有放过这样独特的文本。这样一个标本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传奇般的女人”。“不了解兰德就很难理解美国精神，无论是要献媚、合作还是抵抗”。刘擎认为，自绝于学院的兰德其实是可以与学院的女知识分子如汉娜•阿伦特比美的。[17] 需要格外提及的是，刘擎也看到了兰德的另外一面，即“在兰德的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的哲学之外，还有另一个奇怪的‘潜意识理论’”。她说，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有一幅独特的图景——关于宇宙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这成为一个人“对于宇宙的最为个人、最情绪化的应答”。她将这种潜意识里的图景称为一个人的“生命感”（sense of life）。也许，兰德自己独有的生命感是她的哲学无法解释也无法把握的。
作为“兰德丛书”主编，汪宇也是中国兰德思想的传播者之一。他注意到了兰德是因为其“对市场经济下的人的行为、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建树——“布莱克威尔商业伦理百科辞典就收列了她的条目”。汪宇评价兰德的作品“通俗易懂”，并通过列举兰德在国外的影响，间接地表达其对兰德的肯定性认同。他提到，格林斯潘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表达了阅读兰德著作后的感受，“她使我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华尔街的投资大师也对其客观主义认识论心怀感激；美国哲学学会东部会区下面有一个专门的安•兰德协会。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比较学院化的研究兰德的著作。
兰德以小说而成名，她的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也是通过小说来表达的，文学成就是其文化贡献的重要部分。中国学者不乏从文学角度对其评价。童音是兰德小说《颂歌》（Anthem ，1938）的中文译者，在序言，她写道“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从不盲目喟叹，向虚无投降；从不交出理想，即便经历了苦难，也定要保有思考的权利，这样一种青春的力与美一直贯穿着兰德的一生……她对家国天下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兴致勃勃地承担起批评分析的‘知识分子职责’……”另外，童音将小说《一个人》视为与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类似的寓言体小说，肯定了兰德“用寓言的手法写历史、政治的严肃体裁是聪明的做法，简化了复杂的现实，回避了过分的严肃……能引发悠长的余想”。她还指出：兰德笔下的故事“流露出生的绮丽，爱恨情仇都那么分明，此种文字契合了美国这个新兴民族的文化和大众心理”。童音评价兰德的语言：文字激昂却不肤浅，理性而无僵硬。”[18] 冯涛在《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哲学》的译后序中就兰德写作风格略作评点，“立论干脆利落，论证激情澎湃，文风酣畅淋漓，颇有战国诸子论辩的气势”。[19]高晓晴、李杰是小说《源泉》的中译者。在译后记中，他们给出了总体的评价，“兰德是美国20世纪最为著名的大众哲学家、作家。对美国大众的影响超过比她名声显赫的20世纪其他西方哲学家”。
一些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者也关注过兰德，如在纽约的董鼎山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观看了电影版的《源泉》，并留下深刻印象，“鉴于近年共和党政治的自私风气成为时髦”，他“觉得有把她介绍一下的必要”，并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了《利己主义文学复活？——爱恩•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有一段时间，受国外文化研究探讨建筑空间的影响，李欧梵也尝试对此问题做过思考，并提到他曾阅读过以建筑师为主人公的《源泉》。[20] 2005年《万象》杂志第12期发表了香港《信报》社长林行止纪念兰德百年诞辰的文章《百年兰德杂谈》。此外，在国内的一些杂志上还有出现零星的评论。李超杰在2006年《全国新书目》发表了评介《致新知识分子》文章——《人是一种英雄的存在》。某刊物的刊首语发表了题为《莫作二手货》的短评，作者评价了作为“观念先行”的小说，兰德的《源泉》为什么可以不朽。
综上所述，秦裕、刘军宁、秋风、刘擎等学者基于各自学术兴趣与关注点，从兰德的思想与文本中解读出与之相应和的要点；他们在《读书》、《南风窗》等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的思想性评论，与中文译本一道为兰德进入中国当代文化话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评论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的重点往往在于表达、推崇自己认可的学术立场，因而行文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兰德的引入只是充当他阐发自己观点的注脚，并没有相对客观地对兰德思想、学术本身进行有学术含量的论证。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刘军宁的文章肯定兰德个人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人，改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促使读者认识到兰德研究的中国意义，但是如果他的文章讨论了“何以是兰德个人主义思想对中国有重要性”，“兰德个人主义思想在整个个人主义学说脉络中有何种独特价值”。这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兰德。他认为兰德的魅力在于其“伟大且正确的直觉”，这样的评价也显得主观化。刘擎《重写世界的女思想家》一文评价了兰德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特别是他指出了兰德思想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生命感，这有助于弥补人们受兰德客观主义哲学家身份所囿，仅仅从理性的单一认知视角的缺陷，从而在一个更加辩证的视角下了解一个完整的兰德。不过刘擎的文章没有对此作展开论述。
而且，刘擎关于兰德美国地位的表述，其依据并非事实性的，也没有严密论述，例如兰德如何与学术界的对抗，学界又从何时开始关注，兰德经典化与美国文化的精神是如何确立的，这在他的文章中都没有涉及。此外，从辩证的角度研究兰德对于理解兰德的争议性是非常重要的，实现上国外学者Chris Matthew Scibarra1995年的著作《安•兰德：一个俄国激进分子》（Ayn Rand: The Russian Radical, 1995）已有所论述。此外，从刘擎文章的标题来看，它也许是受Claudia Roth Pierpont的著作《激情的心灵——重写世界的女性》（Passionate Minds——Women Rewriting the World, 2000 ）的影响，该书只是一本散文体的外国女作家评论之作，而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中关于兰德的章节——《女神的微笑：安•兰德》（Twilight of the Goddess），其行文方式也是评介性而非论证性的。
兰德虽以小说闻名，但在中国，最先关注兰德的并非文学研究者，最初被翻译的著作也不是兰德的小说；而且自作品翻译出来后，中国接受者从文学角度评价其小说与文艺观念的也还非常少见。即便有，也只是只言片语，散见于序跋类文体之中，没有专文讨论。通常，文学作品的译者由于在长时间翻译过程中对文本语言特色的揣摩，对作者的风格、情节构造能力、艺术创造性等文学特质的细密感受与认识，使得他们在译著前往往就作品对其作艺术特色方面的论述，但是兰德两部大部头的中文译者们，在中译本前言后记中对兰德的文学特色与艺术价值没有着一字。这也给读者留下困惑：究竟是兰德文学作品并无特色、价值，还是评价过于复杂，难以仓促论之。
与众多积极引介兰德的学者相对，国内也有学者对兰德持批判态度，陆建德明确发出反对声音。2005年他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文章《兰德批判：一个美国美女作家的文化审视》， 他反对国内评论人的鼓吹，并介绍兰德在美国本土的实际影响，旨在批判兰德。[ 21]陆建德从四个角度进行批判，第一，他强调了兰德与美国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一面，并指出兰德崇拜者在美国被称为“邪教分子”（cultist）。第二，他怀疑推崇者给兰德的“美国最著名的作家”的头衔。第三，他认为兰德哲学是一种极端哲学。第四,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作对比，陆认为穆勒在提倡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兰德有名，且尚知自我反思，而兰德似乎过于顽固。最后，陆建德指出，“在环保形势日益严峻、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拉大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工基本权利屡遭侵犯的局面下，……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的培养已刻不容缓。兰德的著作还是让她的美国“邪教分子”去崇拜吧。总结起来，陆建德不赞成对兰德的接受与鼓吹。”作为一种与潮流不同的声音，陆建德的观点值得重视，特别是他对“兰德是否为美国著名作家”的质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国外研究者在给兰德评价时，往往用的是“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鉴于在美国文学史上，兰德并未占有重要地位，著名作家的头衔的确值得商榷与论证。但是，陆建德因趋向批判，只是强调兰德早期在美国学界边缘化的事实，但又回避了或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兰德学术研究兴起，逐渐经典化，甚至兰德进入体制的新动向。兰德崇拜者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将兰德神秘化，主张兰德的观点不容批判，局限在兰德圈子内部封闭地研究的态度，也有主张沟通兰德学术与主流学界对话，主张开放性地对待兰德学术的群体，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邪教分子”。
总的来说，国内目前关于兰德评论文章较多，但也留下一些值得细致思考、辨析的问题。而且，评论性文章有一个倾向是：凸显评论者的意志，而评论对象往往被工具化了，我们只看到评论者主观意图的伸张与迸射，而见不到对象的庐山真面。评论文章如果能淡化主观化的倾向，不是将对象仅仅视为阐发自己观点的论据，能够辅以实事逻辑的论证，其参考价值会更明显。的确，如果从学术的立场来看，上述关于兰德的评论文章所表达的观点还有不完善之处，需要审慎的对待。如果要在中国进一步深入挖掘、探讨兰德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更严肃的学术论证与对待。

3、兰德的学术研究; 已取得的成果与问题
目前，在中国兰德的学术研究还相当薄弱，直接以兰德思想与作品为论题的论文少，相对而言，论文中涉及兰德思想、观点的却大有文在。在已取得的成果中，具代表性的是两篇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西方思想史方向的研究生周礼在导师刘擎指导下完成了《兰德思想研究》（2007），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以兰德思想为专题研究的学位论文。该文属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领域，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了兰德的客观思想。周礼依据的研究资料是国外兰德研究网站与有限的英文期刊论文，他分五章论述了兰德生平、思想来源、客观主义思想与影响与继承接受；分析了兰德思想中的两个源流——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与尼采思想（非理性）的因素。
该论文的贡献在于，作者对兰德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个介绍，对其客观主义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论证，为中国研究者了解兰德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作者的述多论少，且论证过于简略，很多论点都还可以深入。例如，国外研究综述过于简要，没有展现兰德在美国文化、学界中地位前后复杂的变化；对兰德客观主义思想的介绍也只是依据兰德个人观点的引述，并没有介绍国外学界对其评价与研究。对兰德客观主义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尼采哲学关系；兰德思想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关系的梳理过于粗线条，缺乏翔实的论据支持。事实上，上述命题都是西方兰德研究的重要内容，已取得了相当成果。仅就笔者所见，关于兰德客观主义哲学的研究专著至少5本以上，[ ]兰德与尼采的关系有多篇专文论述，不仅仅限于论文中提到的篇幅。至于兰德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 Chris Matthew Scibarra 在《安•兰德：一个俄国激进分子》中有专门而深入的论述，周礼只是提到了Scibarra的著作，并没有介绍其观点。正如周礼自己所言，他还只是“为兰德研究做一些基础工作”。[22]笔者认为，造成这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料收集的不够充分，无法进行拓展论述。
周礼的论文立足于思想史专业，重点讨论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兰德，所以并不涉及对小说家兰德及其文学价值的探讨。2008年苏州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杭粉华完成了硕士论文《安•兰德小说人物塑造的理念化特征》，这是当前文学研究成果的代表，国内见到的最早的文学学位论文。基于对兰德的两部代表作《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解读，论文论述了兰德小说人物塑造的理念化特征；并且从写作手法角度论述了兰德的人物塑造方式——理想人物与寄生者相对比，最后分析了安•兰德人物塑造的理念化特征背后的两大主要原因。
该论文价值在于它是国内第一篇探讨兰德文学创作特色的学位论文，作者提出了对兰德文学创作一种趋势认识：四部小说由具体到宏观，现实感越来越弱而哲学理念却越来越明显。[23]而且着重讨论了兰德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色——表现理想人物。但笔者认为，这篇论文可以深入地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的拓广。《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是兰德的代表作，的确可以作为探讨兰德人物塑造的典型，但纵观兰德的整个创作，兰德概念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并非始于这两部美国小说，她早期苏联小说《我们活者》与乌托邦小说《颂歌》也存在理念化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她的四部小说中均有此倾向。如果论者能够把兰德的此种人物塑造方式在不同小说中的体现，前后有何变化作更深入讨论对于把握兰德创作历程或许有完整的价值。
第二，该论文没有论及国外文学研究者对兰德小说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就兰德人物塑造特点问题上取得的成绩，因而也就很难评价其在兰德文学研究中的创新性与重要性。作者提到的1991 年Open Court 出版社出版的雷纳德•伊•梅瑞尔(Ronald E. Merrill)的著作《安•兰德思想》(The Ideas of Ayn Rand)，虽然对于全面地了解兰德思想很有帮助，但毕竟属于个人化的解读，并非一本专业的学术研究著作；[ 24]此外，作者提到的《安•兰德研究》(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是一本专门研究兰德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并非只是哲学期刊。事实上，期刊的顾问之一Stepnen Cox与撰稿者Kirsti Minassa、Mimi Reseil Gladstein等都是来自文学系的教授，上面也发表了多篇从文学角度研究兰德作品的论文。同样可能是囿于资料获得与收集的困难，作者没有在文章对此无法展开论述。
第三，作者对于兰德人物塑造特点的评价过于单薄，作者主要是通过文本引用，归纳出这个特点，并简要地分析了原因。如果作者能采取策略，将问题展开，不是仅就兰德的作品来评价兰德，而是将兰其归列与定位；把兰德作品放到一个横向脉络中，去比较兰德与同时代作家的人物塑造方法的差别，探讨其独特性；或者将其置于一个纵向的体系中，去甄别兰德“对比人物塑造法”与她所敬仰的雨果推崇的善恶分明的人物塑造法之间的承继关系；或者还可以以哲理小说存在理念化人物这一普遍的文学现象为分析背景，同样是塑造理念化的人物，探讨兰德小说中的理念人与其他哲理小说中的理念化人有何不同，文学价值何在，比如可以与同时代的女哲学家、小说家西蒙娜•波伏娃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比较。进而还可以深入探讨哲理小说的人物塑造在通过形象传达作者哲学观念与保持人物形象的艺术性之间如何求得一种艺术均衡等议题。
第四，论者的个别观点有先入为主、简单化之嫌。其实小说《源泉》中的反面人物彼得•吉丁并非一无是处。他的形象比较复杂，他起初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个体，大学毕业之际他也面临是追求自己艺术理想去巴黎深造还是工作进入建筑行业这个名利场的困惑。在一些片断中，我们可以读到兰德对他片刻的同情。他是逐步被导向放弃自我的，在丧失自我的过程中，兰德也展现了其复杂的心理纠葛，如对自己儿时画家理想的怀念与憧憬。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吉丁这个人物形象比内心始终强大，缺乏变化的正面人物洛克更具真实感与艺术张力。另外，华纳德这样的人物被认为是中间地带的灰色人物，并非简单的善恶可以概括。[25]此外，一些表述上也须谨慎，如“美国文学史上影响甚大”这样的评价也许言过其实。
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直接以兰德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还有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汪丁丁2005年第6期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生命，激情，理性——评兰德的〈源泉〉》和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力2008年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第3期上的《重构“道德”的乌托邦叙事——评安•兰德的〈源泉〉》。两篇文章都是评价兰德的代表作《源泉》，虽然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但是这两篇文章更像是一种个体化的阐释，这体现在作者的行文风格上。
应该说，汪丁丁把握了《源泉》小说与兰德人格的特点，对人物代表的价值，对兰德自我主义（egoist）的认识也有新意，但是他的文章通篇以相当主观的笔调行文——“我信手……我在闲暇时间里只读一部作品……我相信……今天我知道……今天，我还知道……”；在陈述兰德观点时，他用“兰德相信…或许受伯格森的影响，兰德相信……兰德由此认为……”，但这些观点都没有文献、史实的出处，从而削减了文章的学术可信度。另外，文章大段地引用小说文本，将兰德与金岳霖、怀特海观点的比附也是松散的。作者着力要说明是他自己的观点，“较好的社会是公民社会，其实现需要过程”，[见论文内容摘要]而兰德只是他用来阐发其观点的一点因由，所以，兰德的生命感、理性到底有何特殊性，处在生命与理性学说的什么位置，论文没有论及。事实上，兰德对生命感的艺术表现应该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1998年以兰德生平为题材的纪录片就叫《一种生命感》（Ayn Rand: A Sense of Life）；而且，兰德早前受尼采哲学影响，强调意志的能动作用。同时兰德也与人讨论过生命哲学的代表伯格森的观点。[26]
王力的文章建立在文本精读基础上，他意在“通过探讨小说文本的叙事策略和主题设计，更加细致地把握其哲学与道德思想，从而理解其哲学和文学建构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乌托邦色彩”。[27]王力把握了小说普遍认可的道德与反集体主义主题，只是他换了一种“现代”的说法，所谓“勾勒大众的面目”与“解构大众的媒介”直白地说也就是描摹集体社会图景与批判集体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并没采用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如从叙事的节奏、视角与技巧等角度来探讨文本的叙事策略，小说独特的乌托邦色彩也没有得以廓清。王力对《源泉》的评价仍然是一种主题研究的策略，而非“文学性”的探讨。在他的论述中《源泉》文本的艺术、审美独特性依然很模糊。
以上两篇文章也算是国内兰德研究的先导性文章，因而具备一定开启意义，但是严格地说，作为学术研究，特别是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研究对象，作者宜提供国外兰德研究概况，或至少提供与论题相关的国外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一个评价参照，而不仅仅是对某一部作品作封闭性、主观化解读。二位作者对兰德评价已然是“经典化了”的，给予的所谓“著名作家和哲学家”的称号，研究兰德“有利于了解美国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有助于借鉴西方小说叙事哲学化的优秀成果”拔高的评价，都需要严格的论证。王力在文章结语中，也像很多兰德爱好者一样总要提及其小说的数字神话——“半个多世纪销售2000万册，每年保持10万册”，[28]欲借此来强调兰德的价值与影响力。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一个作家作品的销售量的确可以做为他/她选择购买与阅读的重要参考，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对此需要反思与谨慎。读者的数量并不必然与读物的价值成正比，在传播、流通方式高度发达条件下，特别是借助意识形态或权势组织的操控，或者在商业化的运作，很多价值平平的著作也可能拥有可观的发行量。因为，有时大众，如读者群体可能是盲目的，易被误导的。正如兰德本人所说，“没有意识形态的大众是乌合之众，随时都会被任何人征服”。她在《源泉》中所批判的邪恶的、控制他人思想的“巫医”角色——埃斯沃斯•托黑也拥有相当的追随者。不管《源泉》的英文本还是中译本，前言、封面与扉页上的数字神话和名家评点，如格林斯潘云，甲骨文CEO云云，往往是一种商家的一种运作。兰德的形而上学强调“客观现实”，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兰德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这个客观现实——使兰德成其为兰德的东西，兰德作品与思想中独特的东西。
除上述研究论文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在论文间接论及兰德思想。如在伦理学研究领域，1993年，秦裕教授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上的《论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转向》，它评价了兰德伦理学对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挑战与意义。2006年，甘肃政法学院马进教授《论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合理与不合理——看人类伦理的困惑》以兰德论断“人类合理的利己主义与人类存在的美德从来不冲突”为出发点，论述了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的理论困境。[29]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杨春学研究员在《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类型解析》一文中，将兰德作为新自由主义形成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与弥尔顿•弗里德曼、米塞斯、哈耶克、杰佛逊、罗斯巴德并列”。[30]杨春学认为，兰德与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同，是以非经济学家的身份成为新放任自由主义倡导者的精神领袖。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在《论构成的主体性与意动的主体性》一文中，阐明客体性是如何与主体性相牵涉的问题时，他特别引用了对“客观主义”热心倡导者兰德与被英美哲学家认为要对“主体主义”负责的马丁•海德格尔的观点，分析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31]
综上所述，中国的兰德接受在翻译、评论与研究都取得了进展，同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尽管国外学界对兰德哲学与小说评价仍存在争议，但不能否认她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兰德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她作为勇敢知识分子的价值。作为知识分子，兰德生产了两本大部头的小说，提出了别人不敢直言的 “为自私辩护”，并试图建构涵盖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与美学的完整知识体系。正如，David Kelley所说，兰德的成功也许不在于某一个方面，而在于它将各个领域的知识整合起来的能力。她也写下了对新知识分子的期待，角色定位与商人结盟等。客观主义哲学家David Kelly在《兰德争辩性的遗产》（The Contested Legacy of Ayn Rand, 1990）中所说，“兰德敢于将追求个人利益这个人人都懂但又羞于言说的话题拿到台面上讲”。[32]
对于这样一个女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的确不应该错过。[33]事实上，兰德在中国的接受呈现一个多元接受的态势。兰德著作一开始就在学院或精英知识分子，出版人，前沿学术出版机构的推动下下顺利前行，学者刘军宁也评价，“安•兰德身上有一点非常特殊，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身上缺乏，这就是说真话的勇气”。刘擎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学习兰德追求真知的勇气——“除了反对蒙昧之外，无须服从任何意识形态的禁忌”。兰德在中国甚至已经呈“经典化”的倾向，这为兰德在中国的穿行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但我们需要反思这种未经核实的经典化，因为以畅销为目的的宣传攻势，使得中国读者提兰德动辄曰“著名的”、“最有影响的”“最伟大的”。 作为普通读者可以姑且听之，但是，对于作为兰德的学术研究者来说则不能严肃求证。因为这说法并不符合安•兰德在美国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兰德在西方也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的经典化过程，至今仍存在充满争议、批判、甚至诋毁的声音，这是我们完整理解兰德不可回避的声部。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赋予兰德经典化评价时，如何去正面论证、落实这种“伟大”与“著名”，探究兰德小说的经典性何在；兰德思想的独特性是什么。此外，由于兰德鲜明的反集体主义立场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有激烈的冲突，兰德哪些作品允许被翻译、如何被翻译都受文化大环境的影响，这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界对于兰德的接受。The Virture of Selfishness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3年出版时因忌讳言“自私”，所以译者做了委婉的处理，译为《新个体主义伦理学》。2007年的新译本仍然存在问题，一些涉及评价苏联的文字被省却了。[34]
因此，需要重申的是：要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兰德，这是善待兰德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占有与掌握外文资料，梳理兰德国外研究的现状是基础；避免先入之见，祛除神话，实事求是是基本态度；尊崇学术研究规范，采取史料辅证，进行逻辑演绎的方法。笔者仅就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现状与不足，谈谈进一步兰德文学研究的方向与意义。

兰德再接受的方向：以文学领域为例
虽然兰德的80万字、130万字文学大部头，既包含大段抽象的哲学论断，又有过于拖沓的对白，缺乏性格、情感变换的人物形象，一眼可以望穿的故事，但是兰德的小说仍有独树一帜的东西。它正面歌颂商人及其创造精神；对个人主义的“极端”推崇；哲学化的小说框架；场景描写的镜头感；还有其他女作家未能涉猎的建筑、铁路行业作为故事背景；当然还有其作品反复再版与惊人的发行量，所有这些使得国内外的文学研究者不得不关注这个一个饱受争议女小说家。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小说家兰德作品及其思想究竟在美国文化与学界是什么地位？其文学作品、创作观念的独特价值？与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女作家相比，她的创作有何不同？其所谓的作为一种哲学的文学——浪漫现实主义究竟指什么？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联系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期待研究者审慎回答。笔者认为中国研究者有如下努力方向。
首先，在未能获得国外研究资料的情形下，需要反复细读文本。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兰德的小说文本过于庞大，且存在缺陷，读者容易失去耐心而放弃阅读。兰德的作品呼声高，但也许认真阅读的人并不在多数。韦勒克认为，“文学研究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35]不管作者主观艺术意图如何，其他研究取得何种进展；更进一步的研究都要建立在文本阅读与分析基础上。在文学创作观念的评判上，不能简单地相信兰德说了什么，就认可什么，比如，兰德特别强调小说情节的重要性，但研究者不能因之拔高对其情节的评价。因为，若按照正统的情节评价标准，兰德小说情节毫无悬念，也无波澜起伏，算不上优秀的情节。所以，研究者所做的只能是回到文本，去分析其结构独特之处，艺术创新。回到文本本身，也是去处先入之见的重要方法。
其次，收集、整理国外文学研究成果，勾勒兰德完整的文学形象。中国的兰德文学图景还不完全，有早期小说、小说集未得到翻译；代表兰德文艺观念的理论著作也还没有介绍，国外兰德的文学研究成果也没有引进。
最后，要有对话意识，突破意识。对待这样一个在国外仍处在进行中的新生研究对象，中国研究者完全应该采取一种更积极的姿态，不拘泥于他们已有的成果，不一味地充当听众，扮演复述者的角色，而且应该主动参与西方学者思想交锋与争议。甚至在西方研究的成果上，拓展研究的深度。同时，在文学研究领域也要试着突破文学框架，视兰德为文化人，将兰德在哲学、政治经济等各文化领域的创见作为重要参照，融入到文学研究的方法中去。

三联书店明天要做《目送》的新书发布和签售。

拿到书已有几日，在豆瓣广而告之后，终于有时间翻看。

书腰不实用，上面的介绍文字也不够好：
“最犀利的一支笔也有最难以言尽的时候/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后/龙应台再推出思考[生死大问]的最强新作”
以上还算贴近这本书，虽然三联的书也开始“最”个没完了。
后面是“花枝春满 悲欣交集/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
这就实在有些滥用弘一大师的嫌疑。

里面的插图有些不错的，我的阅读都是看到哪一张令我眼前一亮的图，再返回去看文章。
有很多老人的照片，劳作的，休息的，很好看。

最喜欢《手镯》和《距离》。在网上找来文摘：

　　　　　　　　　　　手镯

　　就在巷子里,我看见他。
　　一圈一圈的人,坐在凳子上,围着一张一张桌子,低头工作。一条巷子,变成工厂的手工区。他把一条手镯放在桌上,那种镀银的尼泊尔风格的手镯,雕着花,花瓣镂空。桌子中心有一堆金光闪闪的假钻,一粒大概只有一颗米粒的一半大。他左手按着手镯,右手拿着一支笔,笔尖是粘胶。他用笔尖吸起一粒假钻,将它填进手镯镂空的洞里。手镯的每一朵雕花有五个花瓣,他就填进五粒假钻。洞很小,假钻也很小,眼睛得看得仔细。凳子没有靠背,他的看起来很瘦弱的背,就一直向前驼着。
　　男孩今年16岁,头发卷卷的,眼睛大大的。问他从哪里来,他羞涩地微笑:“自贡,和父母来广州3个月了。”
　　“他们都以为来广州赚钱容易,”坐在男孩隔壁的女人边工作边说,“其实很难啊。才16岁,应该继续读书啊。”女人责备的语音里带着怜惜。
　　“做这个,工钱怎么算?”两个人都半晌不说话。过了一会儿,男孩说:“五粒一分钱。”他的头一直低着,眼睛盯着活儿,手不停。
　　“那你一天能挣多少?”
　　“二三十块,如果我连续做十几个小时。”五粒一分钱,五十粒一毛钱,五百粒一块钱,五千粒十块钱,一万粒二十块。一万五千粒三十块。
　　那手镯,在香港庙街和台北士林夜市的地摊,甚至在法兰克福的跳蚤市场,都买得到。我从来没想过,手镯,是从这样的巷子里出来的。
　　很想摸摸孩子的头发,很想。但是我只说了句“谢谢”,就走了。
　　巷子很深,转角处,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戴着老花眼镜,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地上一个收音机,正放着缠绵的粤曲,一只猫,卧着听。

　　　　　　　距离
　　从泰寮边村茴塞，到寮国古城琅勃拉邦，距离有多远？

　　地图上的比例尺告诉你，大约两百公里。指的是，飞机在空中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距离。两百公里，需要多少时间去跨越？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坐在琅勃拉邦古城一个街头的小咖啡馆，街对面是旧时寮国公主的故居，现在是旅店。粉红的夹竹桃开得满树斑斓，落下的花瓣散在长廊下的红木地板上。你几乎可以想象穿着绣花鞋的婢女踮着脚尖悄悄走过长廊的姿态，她揽一揽遮住了眼睛的头发。头发有茉莉花的淡香。

　　寮国的天空蓝得很深，阳光金黄，一只黑丝绒色的蝴蝶正从殷红的九重葛花丛里飞出，穿过铁栏杆，一眨眼就飞到了我的咖啡杯旁。如果它必须规规矩矩从大门走，到达我的咖啡杯的距离，可不一样。

　　茴塞是泰寮边境湄公河畔的小村。一条泥土路，三间茅草屋，婴儿绑在背上的妇女两腿叉开蹲在地上用木柴生火。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肩上一根扁担正挑着两桶水，一步一拐举步艰难地走在泥地上；凶悍的火鸡正在啄两只打败了却又逃不走的公鸡。茴塞，没有机场，因此空中的两百公里只是理论而已。

　　如果有公路，那么把空中的两百公里拿下来，像直绳变丝巾一样拉长，沿着起伏的山脉贴上，变成千回百转的山路，换算下来就是四百公里。四百公里山路，从茴塞到古城，无数的九湾十八拐，需要多少时间去横过？

　　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意义，因为，贫穷的寮国山中没有公路。从茴塞，走湄公河水路是唯一抵达古城的方法。

　　湄公河这条会呼吸的大地丝带，总长四千两百公里。其中一千八百六十五公里穿过山与山之间润泽了寮国干涸的土地。从茴塞到琅勃拉邦的水路，大概是三百公里。这三百公里的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去克服？

　　本地人说，坐船吧。每天只有一班船，趁着天光，一天行驶七八九个小时，天黑了可以在一个河畔山村过一夜，第二天再走七八九个小时，晚上便可以抵达古城。

　　我们于是上了这样一条长得像根香蕉的大木船。茴塞没有码头，船老大把一根木条搭在船身和河岸上，我们就背负着行李巍巍颤颤地走过。村民或赤足或趿塑料拖鞋，重物驮在肩上，佝偻着上船。鸡笼鸭笼米袋杂货堆上了舱顶，摩托车脚踏车拖上船头，旅客们拥挤地坐在木板凳上。木板又硬又冷，不耐艰辛时，人们干脆滑下来歪躺到地板上。没有窗，所以河风直直扑面终日冷呛，但是因为没有窗，所以湄公河三百公里的一草木一岩石、一回旋一激荡，历历在眼前。

　　没有人能告诉你，三百公里的湄公河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湄公河两岸有村落，当船老大看见沙滩上有人等船，他就把船靠岸。从很远的地方望见船的影子，村落里的孩子们丢开手边的活或者正在玩的东西，从四面八方狂奔下来。他们狂奔的身子后面掀起一阵黄沙。

　　孩子们的皮肤晒得很黑，身上如果有蔽体的衣衫，大致都已磨得稀薄，或撕成碎条。比较小的男孩，几乎都光着身子，依偎在哥哥姐姐的身旁，天真地看着人。每经过一个村，就有一群孩子狂奔到水湄，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船上金发碧眼的背包客。船上有一个欧洲的孩子，卷卷的睫毛，苹果似的脸颊，在年轻的父母身上爱娇地扭来扭去，咯咯笑个不停。讲荷兰语的父母让孩子穿上寮国的传统服装，肥肥手臂上还套着金光闪闪的手环，像个部落的王子。

　　每经过一个村子，就有一群孩子狂奔过来。他们不伸出手要糖果，只是站在沙上石上，大大的眼睛，深深地看。这里是寮国，几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识字。这些湄公河畔的孩子，也没有学校可去。他们只是每天在大河畔跟着父母种地、打渔，跟伙伴们在沙里踢球。然后每天经过一次的船，船上有很多外国人，是一天的重大记事。

　　这些孩子，距离船里那打扮得像个寮国王子的欧洲孩子又有多远？可不可测量？

读第三部分“漫山遍野茶树花开”。
“你今天好不好？”是电话里常有的问候语，已经很久不会问父母“最近”怎么样。
人到中年，就格外留意；龙应台的这组文章读起来也就有了不同的滋味。

人民币符号是¥ （两横）

  

      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定了各个国家的国别标准符号和货币标准符号，中国的国别标准符号是“CN”，人民币的货币标准符号是“CNY”。

      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会计账目往来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货币符号，如美元“US$”或“S加两竖”，英镑为“￡”，日元为“￥”。而人民币的货币符号，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甚至在会计、金融专业人士中间，还存在认识上的混乱：人民币符号究竟是Y加两横“¥”还是Y加一横“￥”？网络上有许多人对此问题提出了咨询，说明不是少数人对此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问会计一般都是说：“就是两横的——¥。”现实当中，超市，药房，商场等等包括发票也都是"¥"（两横），银行也是"¥"（两横），但是在小商店的打印看到它的招牌上是"一横￥"。网上也对“两横¥”还是“一横￥”讨论由来已久。本人写的《人民币符号是¥ 还是￥？》。

　　一、有人说是"一横￥"，主要因为：

　　1、最权威的就是1994年2月3日《中国银行关于统一使用人民币货币符号的通知》 ，各个网站转载的该通知显示出来中国银行规定的人民币符号就是“一横￥”。但有些格式的网站是很难显示“两横¥”符号的，而普遍把“两横¥”错误显示为“一横￥”，至于这些转载该通知的网站是否也错误显示了该符号，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才是我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的这一规定是否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受到了许多人甚至是会计领域专业人士的质疑。

　　2、网上谷歌包括百度显示各国货币符号相关字样，无一例外显示人民币的符号是“一横￥”，显示日元的符号才是“两横¥”。

　　3、搜狗输入法，同时按住shift和上方的4键即可出现"一横￥"这个符号，搜狗输入法输入rmb对应的符号是“一横￥”。

　　二、有人认为是“两横¥”，主要因为：

　　1、直至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才正式确定人民币的符号。因为人民币单位为“元”，而"元"的汉语拼音是“YUAN”，因此，人民币符号就采用"元"字汉语拼音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Y”。为了区别“Y”和阿拉伯数字之间的误认和误写，就在“Y”字上加上两横而写作“两横¥”，读音仍为“元”。从此，人们就开始用该符号表示人民币，在书写数字金额时用它做封头符号了。这儿明确地说明了是加两横，在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对此加以否认之前，似乎任何人都无权加以改变。

　　2、很多银行的存折、单据以及税务局的单据上都是打“两横￥”的符号。（他们认为银行的存折、单据以及税务局的单据是蓝本，而没有怀疑其本身的对与错。）

　　3、大学会计专业的《金融学》书上白纸黑字都是“两横¥”。

　　4、有关于该符号的另一种诙谐讲法，说女人一旦嫁“到”了丈“夫”了就有钱了，所以“倒夫”字就是货币的符号了 。

　　5、编程中计算机语言无法识别“两横¥”这个符号的,是要用“一横￥”来代替的。

　　6、按住ALT键，在小键盘上连续键入0165这四个数字，然后松开ALT键就显示“两横¥”符号了。

      看到了吧，第二个观点人民币符号为“¥”理由多并且充分确凿。以后大家不要争论了啊，就是Y加两横。

     结论：¥（按住Alt键不松，连续在小键盘上输入0165四个数字松开Alt）

史记 汉·司马迁

五帝本纪第一            澹◇集解凡是徐氏义，称徐姓名以别之。馀者悉是骃注解，并集众家义。○索隐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又纪，理也，丝缕有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後代纲纪也。□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图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第者，次序之目；一者，举数之由：故曰五帝本纪第一。礼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义云：“左阳，故记动。右阴，故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案：春秋时置左右史，故云史记也。　 　　黄帝者，◇集解徐广曰：“号有熊。”○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盖依大戴礼五帝德。又谯周、宋均亦以为然。而孔安国、皇甫谧帝王代纪及孙氏注系本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据左传，亦号帝鸿氏也。□正义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於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兗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少典之子，◇集解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馀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馀年而始代炎帝後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案：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脩，吞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孙，贾逵亦谓然，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亦谓其後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谯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骑常侍徵，不拜。此注所引者，是其人所著古史考之说也。皇甫谧字士安，晋人，号玄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代纪也。姓公孙，名曰轩辕。○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生於寿丘，长於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索隐弱谓幼弱时也。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正义言神异也。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书云“人惟万物之灵”，故谓之神灵也。幼而徇齐，◇集解徐广曰：“墨子‘年逾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徇通矣’。”骃案：徇，疾；齐，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索隐斯文未是。今案：徇，齐，皆德也。书曰“聪明齐圣”，左传曰“子虽齐圣”，谓圣德齐肃也。又案：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并作“叡齐”，一本作“慧齐”。叡，慧，皆智也。太史公采大戴礼而为此纪，今彼文无作“徇”者。史记旧本亦有作“濬齐”。盖古字假借“徇”为“濬”，濬，深也，义亦并通。尔雅“齐”“速”俱训为疾。尚书大传曰“多闻而齐给”。郑注云“齐，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训疾，未见所出。或当读“徇”为“迅”，迅於尔雅与齐俱训疾，则迅濬虽异字，而音同也。又尔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与“通”义亦相近。言黄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辩给也。故墨子亦云“年逾五十，则聪明心虑不徇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谓年老逾五十不聪明，何得云“十五”？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正义成谓二十冠，成人也。聪明，闻见明辩也。此以上至“轩辕”，皆大戴礼文。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集解皇甫谧曰：“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班固曰：“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索隐世衰，谓神农氏後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谓“参卢”，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正义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神农生於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索隐谓用干戈以征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亭”，亭训直，以征诸侯之不直者。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集解应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纪曰‘蚩尤，庶人之贪者’。”○索隐案：此纪云“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则蚩尤非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盖诸侯号也。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今此注见用兵篇也。□正义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山海经云：“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杀蚩尤。”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正义振，整也。治五气，◇集解王肃曰：“五行之气。”○索隐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五种，集解骃案：，树也。诗云“之荏菽”。周礼曰“谷宜五种”。郑玄曰“五黍、稷、菽、麦、稻也”。○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穀也，音硃用反。此注所引见诗大雅生民之篇。尔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郑氏曰“豆之大者”是也。□正义音鱼曳反。种音肿。抚万民，度四方，集解王肃曰：“度四方而安抚之。”□正义度音徒洛反。教熊罴貔貅貙虎，索隐书云“如虎如貔”，尔雅云“貔，白狐”，礼曰“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是也。尔雅又曰“貙獌似貍”。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正义熊音雄。罴音碑。貔音毗。貅音休。貙音丑于反。罴如熊，黄白色。郭璞云：“貔，执夷，虎属也。”案：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集解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谧曰：“在上谷。”□正义阪音白板反。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案：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三战，然後得其志。□正义谓黄帝克炎帝之後。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正义言蚩尤不用黄帝之命也。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集解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索隐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遂禽杀蚩尤。◇集解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绝辔之野。”注“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日皇览。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也。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正义平服者即去之。披山通道，集解徐广曰：“披，他本亦作‘陂’。字盖当音诐，陂者旁其边之谓也。披语诚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索隐披音如字，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广音诐，恐稍纡也。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集解徐广曰：“丸，一作‘凡’。”骃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硃虚县。○索隐注“丸，一作‘凡’”，凡音扶严反。□正义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临朐县界硃虚故县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纨。守节案：地志唯有凡山，盖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诸处字误，或“丸”或“凡”也。汉书郊祀志云“禅丸山”，颜师古云“在硃虚”，亦与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及岱宗。□正义泰山，东岳也。在兗州博城县西北三十里也。西至于空桐，◇集解应劭曰：“山名。”韦昭曰：“在陇右。”登鸡头。索隐山名也。後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於广成子，盖在此。”案：二处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详孰是。南至于江，登熊、湘。◇集解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正义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南十八里也。”北逐荤粥，◇集解匈奴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索隐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正义荤音薰。粥音育。合符釜山，○索隐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犹禹会诸侯於涂山然也。又案：郭子横洞冥记称东方朔云“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云，应王者之符命”，如尧时有赤云之祥之类。盖黄帝黄云之瑞，故曰“合符应於釜山”也。正义括地志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而邑于涿鹿之阿。□正义广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於山下平地。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正义环绕军兵为营以自卫，若辕门即其遗象。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集解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张晏曰：“黄帝有景云之应，因以名师与官。”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正义监，上监去声，下监平声。若周邵分陕也。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集解徐广曰：“多，一作‘朋’。”○索隐与音羊汝反。与犹许也。言万国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禅祭祀之事，自古以来帝皇之中，推许黄帝以为多。多犹大也。获宝鼎，迎日推筴。◇集解晋灼曰：“策，数也，迎数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来而推之，故曰迎日。”○索隐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於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於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正义筴音策。迎，逆也。黄帝受神筴，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集解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大鸿，见封禅书。□正义举，任用。四人皆帝臣也。帝王世纪云：“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於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於大泽，进以为将。黄帝因著占梦经十一卷。”艺文志云：“风后兵法十三篇，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郑玄云：“风后，黄帝之三公也。”案：黄帝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也。封禅书云“鬼臾区号大鸿，黄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鸿冢是”。艺文志云“鬼容区兵法三篇”也。以治民。顺天地之纪，□正义言黄帝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也。幽明之占，□正义幽，阴；明，阳也。占，数也。言阴阳五行，黄帝占数而知之。此文见大戴礼。死生之说，◇集解徐广曰：“一云‘幽明之数，合死生之说’。”□正义说谓仪制也。民之生死。此谓作仪制礼则之说。存亡之难。○索隐存亡犹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难犹说也。凡事是非未尽，假以往来之词，则曰难。又上文有“死生之说”，故此云“存亡之难”，所以韩非著书有说林、说难也。□正义难音乃惮反。存亡犹生死也。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时播百穀草木，◇集解王肃曰：“时，是也。”○索隐为一句。□正义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穀草木也。淳化鸟兽蟲蛾，○索隐为一句。蛾音牛绮反。一作“豸”。言淳化广被及之。□正义蛾音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蚁，蚍蜉也。尔雅曰：“有足曰蟲，无足曰豸。”旁罗日月星辰水波◇集解徐广曰：“一作‘沃’。”土石金玉，○索隐旁，非一方。罗，广布也。今案：大戴礼作“历离”。离即罗也。言帝德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谓日月扬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广被也。□正义旁罗犹遍布也。日月，阴阳时节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会也。水波，澜漪也。言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正义节，时节也。水，陂障决洩也。火，山野禁放也。材，木也。物，事也。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大戴礼云“宰我问於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索隐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螾见”是也。螾，土精，大五六围，长十馀丈。螾音引。□正义螾音以刃反。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隐旧解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嚣，是帝喾祖本与黄帝同姬姓。其国语上文青阳，即是少昊金天氏为己姓者耳。既理在不疑，无烦破四为三。　 　　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皇甫谧曰：“受国於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山海经曰‘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张晏曰：“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而娶於西陵之女，□正义西陵，国名也。是为嫘祖。◇集解徐广曰：“祖，一作‘俎’。嫘，力追反。”○索隐一曰雷祖，音力堆反。□正义一作“劚”。嫘祖为黄帝正妃，○索隐案：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案：国语夷鼓、苍林是二人。又案：汉书古今人表彤鱼氏生夷鼓，嫫母生苍林，不得如谧所说。太史公乃据大戴礼，以累祖生昌意及玄嚣，玄嚣即青阳也。皇甫谧以青阳为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见异也。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索隐玄嚣，帝喾之祖。案：皇甫谧及宋衷皆云玄嚣青阳即少昊也。今此纪下云“玄嚣不得在帝位”，则太史公意青阳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嚣是为青阳”，当是误也。谓二人皆黄帝子，并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误以玄嚣青阳为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而史不叙，盖少昊金德王，非五运之次，故叙五帝不数之也。”青阳降居江水；□正义括地志云：“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硃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正义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际。黄帝为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孙因封焉。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昌仆，亦谓之女枢。”河图云：“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於幽房之宫，生颛顼，首戴干戈，有德文也。”黄帝崩，◇集解皇甫谧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索隐案：大戴礼“宰我问孔子曰：‘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则士安之说略可凭矣。□正义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葬桥山。◇集解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索隐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正义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案：阳周，隋改为罗川。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集解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索隐宋衷云：“颛顼，名；高阳，有天下号也。”张晏云：“高阳者，所兴地名也。”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载时○索隐载，行也。言行四时以象天。大戴礼作“履时以象天”。履亦践而行也。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索隐鬼神聪明正直，当尽心敬事，因制尊卑之义，故礼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是也。□正义鬼之灵者曰神也。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也，故己依冯之剬义也。剬，古制字。治气○索隐谓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也。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正义幽州也。南至于交阯，□正义阯音止，交州也。西至于流沙，◇集解地理志曰流沙在张掖居延县。□正义济，渡也。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东至于蟠木。集解海外经曰：“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东北有门，名曰鬼门，万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郁垒，主阅领万鬼。若害人之鬼，以苇索缚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动静之物，□正义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大小之神，□正义大谓五岳、四渎，小谓丘陵坟衍。日月所照，莫不砥属。◇集解王肃曰：“砥，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索隐依王肃音止蜀，据大戴礼作“砥砺”也。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索隐系本作“穷系”。宋衷云：“一云穷系，谥也。”□正义帝舜之高祖也。颛顼崩，◇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皇览曰：“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顿丘者城门，名顿丘道。”○索隐皇甫谧云：“据左氏，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又山海经曰：“颛顼葬鲋鱼山之阳，九嫔葬其阴。”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集解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索隐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皇甫谧云：“帝喾名夋也。”□正义帝王纪云：“幹母无闻焉。”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正义蟜音居兆反。本作“桥”，音同。又巨遥反。帝尧之祖也。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集解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高辛於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正义帝王纪云：“帝幹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正义言作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明鬼神而敬事之。□正义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人之精气谓之鬼。言明识鬼而敬事也。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索隐郁郁犹穆穆也。嶷嶷，德高也。今案：大戴礼“郁”作“神”，“嶷”作“俟”。其动也时，其服也士。○索隐举动应天时，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集解徐广曰：“古‘既’字作水旁。‘遍’字一作‘尹’。”○索隐即尚书“允执厥中”是也。□正义溉音既。言帝幹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执中正，遍於天下也。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正义以上大戴文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索隐锋音峰。案：系本作“陈酆氏”。皇甫谧云“陈锋氏女曰庆都”。庆都，名也。□正义锋音峰。又作“丰”。帝王纪云“帝幹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卨，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也。生放勋。□正义放音方往反。勋亦作“勋”，音许云反。言尧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勋。谥尧。姓伊祁氏。帝王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庆都，十四月生尧。”娶娵訾氏女，生挚。○索隐案：皇甫谧云“女名常宜”也。□正义娵，足须反。訾，紫移反。帝喾崩，◇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皇览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索隐古本作“不著”，音张虑反。俗本作“不善”。不善谓微弱，不著犹不著明。卫宏云：“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帝王纪云：“帝挚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挚於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於高辛。”今定州唐县也。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尧者，◇集解谥法曰：“翼善传圣曰尧。”○索隐尧，谥也。放勋，名。帝喾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於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放勋。◇集解徐广曰：“号陶唐。”皇甫谧曰：“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索隐如天之函养也。其知如神。○索隐如神之微妙也。就之如日，○索隐如日之照临，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倾心以向日也。望之如云。○索隐如云之覆渥，言德化广大而浸润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穀之仰膏雨也。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索隐舒犹慢也。大戴礼作“不豫”。黄收纯衣，◇集解徐广曰：“纯，一作‘纟才’。”骃案：太古冠冕图云“夏名冕曰收”。礼记曰“野夫黄冠”。郑玄曰“纯衣，士之祭服”。○索隐收，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象古质素也。纯，读曰缁。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集解徐广曰：“驯，古训字。”○索隐史记“驯”字徐广皆读曰训。训，顺也。言圣德能顺人也。案：尚书作“俊德”，孔安国云“能明用俊德之士”，与此文意别也。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集解徐广曰：“下云‘便程东作’，然则训平为便也。”骃案：尚书并作“平”字。孔安国曰“百姓，百官”。郑玄曰“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索隐古文尚书作“平”，此文盖读“平”为浦耕反。平既训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辩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缘反。便则训辩，遂为辩章。邹诞生本亦同也。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闲闲书话』转载一首诗《下午》(转载)

作者：35公里 提交日期：2003-1-4 09:18:00

The John Tusa Interviews

http://www.bbc.co.uk/radio3/johntusainterview/frayn_transcript.shtml

 

There's no getting away from it, Michael Frayn is a hard worker. Look at his list, ten novels, fourteen plays, seven translations, three films, a big clutch of TV documentaries and an opera libretto, and we're not just talking about volume, there's international acclaim, award and recognition for plays such as "Noises Off" and " Copenhagen ", novels such as "Headlong" and "Spies", and that's where it gets interesting. What is Michael Frayn about? He's very clever, no one who wasn't would bother to write a play about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when two of the last century's greatest physicists met to talk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during the War, or they wouldn't write a novel, "Headlong", about the scholarly intricacies of validating a lost masterpiece by Bruegel.

 

Frayn is curious, ingenious too, his plays are intricately plotted not least because they often involve complex pieces of equipment as in "Make or Break", about a salesman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he restlessly switches his perspective of events and people. Do you think you know what happened? Well now look at it or think about it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Did I say funny? Well I hardly need to, this is the writer whose portrayal of heaven involves the do-gooding middle classes helping God to design the Alps . But in all this restlessness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re there some unifying principles that bind Michael Frayn 's work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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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going to start at the beginning, or near enough to the beginning. Was the biggest shock of your life when your mother died of a heart attack when you were just twelve?

 

Yes I suppose it was, it certainly, I'd had a reasonably happy childhood, very happy childhood up to then, and it cast a very dark shadow for a very long time, but it did mean that emerging from that shadow in late adolescence was a great revelation in itself.

 

In, in, in what sense?

 

I suppose it coincided with intense friendship, with discovering literature and music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like the sun coming out from behind a very black cloud.

 

But the years between twelve and of that discovery, how did you begin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 I mean nowadays you'd be counselled which is probably a bad thing, but I take it you didn't have anything like that?

 

No nothing like that and quite to the contrary, my sister and I were not even allowed to go to my mother's funeral. It was thought something would upset us, and because we couldn't think of a, a name for her, how, how to name her to each other we never mentioned her again. So that was, that was the way people came to terms with things in those days, and of course it is rather different now.

 

You ought to be totally mixed up.

 

I am totally mixed up, yes, yes.

 

Well you keep it very well concealed. But absolutely seriously of course, given that your father was deaf did that also make the business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loss more difficult?

 

I don't think that affected the grief I felt for my mother and I'd always just taken it for granted that my father was deaf. That, that's the funny thing about being a child you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whatever is happening around you that's the way the world is, and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o think how my father coped with his life. He got into this great tangle of wires every day to go off to work, I mean in those days a hearing aid was, was like the, the entire BBC transmission system. You had a, huge batteries in waistcoat pockets and microphones sticking out, you know wires all over the place, and off he went to work and he came back in the evening and slowly disentangled himself for it, from it, and what happened in the between those two events I never thought about, and it's only with hindsight that I realise what an extraordinary life he must have lead and what an extraordinary man he must have been. He was a salesman, sold asbestos, and he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hear what other people were saying to him even with the, even with the hearing aid, and he coped with this by humour, he told a lot of jokes and kept the conversational initiative so that all the other people had to do was smile, laugh, etcetera. Maybe that helped him as a salesman, maybe he couldn't hear when they were saying no we don't want the asbestos roofing, he just went right on selling it to them.

 

Yes that's probably rule number one of good salesmanship nowadays, ignore the retractions.

 

Absolutely.

 

Was your creation of a series of mothers, at least two, maybe more, in your novel "Spies", was that a way of writing about the mother you only had for such a short time?

 

That's an extremely ingenious question. There are really two mothers in "Spies", the mother of the character who tells the story, Stephen, is a bit like me as a boy, but his mother's not very much like my mother, but the, the friend, Keith, is very much like the friend I did have at the time and his parents are very much like the parents that my friend actually had.

 

But was there any sense of kind of trying to recreate something which you didn't have?

 

I certainly didn't see it like that though I certainly was interested in going back to my childhood and trying to think what it had been like at that age, and since I was writing about an age before my mother had died, the question of her death didn't really come into the, into the novel, and I suppose looking back on it, I mean a lot of people have said what a melancholy book it is and what a terrible time the children were having. I think even in a happy childhood children do have to put up with quite a lot. They do have a lot of fears and a lot of very contradictory demands are made upon them. All, all children know they've got, unless they're completely psychotic know that they've got obligations to their parents and their school and so forth, but they also know they've got a lot of obligations to their fellows, like not sneaking, never, never sneaking, never betraying them, which are often at odds with the first set of obligations, and resolving those, those contradictions is sometimes very painful.

 

You said of yourself as a child that you had no imagina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 mean I had no imagination. I never invented anything, never thought of anything. All the imagination was provided by this great friend of mine on whom the Keith character in my novel is based. He had a very lively imagination. He thought of the games we played and we also kept up a, a running saga to each other of imaginary characters. I mean all these characters in this saga were supplied by him, the whole plot was supplied by him, in fact he told his saga and I told my saga in parallel and I had pathetically imitative characters and imitative situations which were just aping his.

 

Yes, I mean it strikes me that the phrase, I don't have the imagination, could be said to apply to you, but it hardly matters because, and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you create and construct situations, but how you create them is a different process from imagining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I mean would you recognise that as a description of, of what you do?

 

Yes, I'm not sure it feels like that, although I do a lot of careful construction, I do a lot of thinking about what I'm writing, most of that thinking is trying to imagine exactly what things will be like for this particular character in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and also trying to imagine how things actually work, what will actually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why would they do this rather than that. I, whether that's thinking or whether that's imagination I don't know, somewhere on the borders of the two perhaps.

 

Mm, yeah, but because in, in "Sweet Dreams", your novel about heaven, heaven is just the middle class world of NW1, give or take a bit, so you might say that that is the lack of imagination, it certainly doesn't matter because the idea that heaven might be like NW1 with the middle class behaving as they do is actually much funnier and in the end much more imaginative.

 

Yes well, well the, the basis of "Sweet Dreams" was kind of debunking the idea that you could have any absolute happiness, any, any continuous piece of paradise, because to make it work you have to actually remove all the logical connectives and in that world of heaven in the book as you say it's like middle class life in London or whatever, except that all the logical connectives have been taken out so people can do, simultaneously do things that are contrary to each other.

 

And they can do anything they like and in the end doing anything they like is boring?

 

Absolutely, they have to, they have to have some opposition to what, they have to b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that's what makes people happy, trying to do something.

 

I say that with "Sweet Dreams" you are looking at middle class life and I think I'd like to talk about your role as a social commentator which also gets us back to your first jobs o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as it then was, and your Miscellany column where you created this cast of regular characters all of whom were very shrewdly observed observations on the current social world. What was your stance towards your characters, I mean you were critical of them but you weren't just satirically savage about them?

 

I don't think I've ever managed much savagery, it was a rather difficult time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was, there was a lot of satire going on and a lot of it got very savage and I didn't really feel I was part of that ethos at all. All those characters in the column were very, very two dimensional. When I first began to write novels with "The Tin Men" it was a kind of interim form with a lot of two dimensional characters, as if in a lot of newspaper columns, it's like end wise. But the, the nice thing about characters, even if they're just two dimensional characters in a newspaper column is they, they do a lot of work, you subcontract a lot of the work to them, they do begin to think of things to say and situations they get involved in.

 

Because you were writing about in the end your world weren't they, I mean they, they were the, the NW1 world with which rightly or wrongly you will always be associated, you and Mark Boxer, and characters like Christopher and Lavinia Crumble though somebody said I think that's a Mark Boxer character rather than a Frayn character, but it's yours aren't they, Christopher and Lavinia Crumble?

 

They were absolutely yes yes yes...

 

Yeah and, and I mean they, they, they entertained you and, and, and you, you entertained them, so you were writing about your own world weren't you?

 

Well the, the system with the Crumbles is that there was a hierarchy, Christopher and Lavinia Crumble were cleverer than me and my wife in the column and they patronised us, they always knew what was smart and what wasn't smart and so forth and we, made us feel very stupid, but then there was another couple called Horace and Doris Morris who were stupider than we were and we patronised them or I patronised them in my turn. A very simple idea.

 

If you were writing about now, that sort of column, who are the types who you would be writing about in, I mean there were the PR men and there were the socially knowing everything, who are the people who ought to be exposed like that?

 

I don't know, I hadn't thought about it in those terms, but I suppose I'd be tempted to have a go at the, the world of sort of negative criticism. It seems to me that anything that anyone attempts to do in the world is comprehensively rubbished by commentators who know far more about it than the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do it, and there is something so automatic about this negative response that it induces nothing but counter-feelings in me and I can't help sympathising with people who try to do things whether they're politicians or architects or anybody else, and I can't help feeling antagonistic to their, their critics.

 

And you think this occur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Well certainl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no one can do anything in political life and get any credit for it of any sort whatsoever, everything is just comprehensively dismissed whether done by either, either party, I'm not talking about one party in particular.

 

And that's even worse or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thirty years ago?

 

Well it's a change, I think then we were just beginning to change from an atmosphere of, of general respect where people in authority were accorded too much respect to the, the present, absolutely legalistic attitude where no one can do anything without being, without regarded as either a fool or a knave.

 

Or an interferer, because you know one, one of the themes which I think does come up in, in, in your writing is middle class do-gooders and despite what you've said, I mean a play like "Benefactors" about housing developments, and certainly in, in "Sweet Dreams" this puzzle of how God's planner, the hero Howard, can create the world in such a perfect way that it balance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or humanity, you know desperately wanting to create a risk free world but not so risk free that, that, that it's boring and that is the, the ultimate do-gooding fantasy isn't it?

 

Well it's the ultimate problem of do-gooding, yes I suppose so. I am by no means trying to dismiss people who do good, I admire, intensely admire people who try to do good, but you, you have to balance all the time the intention to do good and to plan against the anarchy and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the, of people in the world.

 

Well and I suppose that really is getting very close to what a lot of you is, is, is about is that the unfortunate inconvenient a tension between intentions and, and outcomes which a lot of the time you produce in farce that the inconvenient outcomes are funny rather than tragic?

 

Yes so that no human intention ever carries through into precisely the results that people expect, always something gets in the way and it's usually just the sheer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we imagine when we're setting out to plan something. That's really what a play running at the moment called "Democracy", which is really about the sheer difficulty of ever getting anything done in the world when more than one person's involved, because everyone's got a different viewpoint and a different interest. Of course somehow we have to find ways of reconciling people's different interests, but it's alway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I think that each of us is very complex within himself or herself, that each of us has many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many different ways they could go, and to get those differences reconciled into some workable course of action is often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And not to end up feeling disillusioned when the gap between what you dreamed you could do and what you end up doing is of course quite large, very large, sometimes total.

 

Yes I suppose that is the, the secret that every politician should have. First of all to recognise that whatever he hopes he's going to do he's, he's going to fail to do,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o be philosophical about it.

 

Thirty years ago again, and I'm not going to be totally stuck in your past, but there's so many key things you said, you divided the world into herbivores, the gentle idealists, and the carnivores, the red in tooth and claw results merchants. Where do you think we are now, what would the division between two great social archetypes be?

 

Oh carnivores have been in control for a long time with a few natural herbivores who are trying to disguise themselves as carnivores to have some, some limiting effect on their, on their fellow carnivores. I'm just thinking of the, of the present Government trying to pass themselves off as being rather carnivorous when they're naturally herbivorous.

 

Why do you think it's necessary for not just the Government probably most people in public life to adopt the colouring and the trappings of the carnivore?

 

I suppose the Left wa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the idea that you could see, you could actually use reason to determine human fate rather than just fight it out, and I suppose the whole idea of reasoning or reasoned social development was very severely discredited by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and I think also we have, looking at it in a more positive way, we have actually recognised the vitality and force of individual human initiative, and I certainly recognise that very strongly. The difficulty is of course that some human beings have more vitality, more skill than other people, and if you allow unrestricted competition between people you end up with grotesque injustice, and somehow there has to be some kind of, of balancing out, some, somehow that the fortunate have to be restrained a little, made to give up a little of their, of their natural advantages.

 

But in saying all this you've never been overtly political say as a Harold Pinter has been, as a John le Carre has been. Any idea why, why you, you never got more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an overt way?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if somebody tries to describe the way things actually are, rather than the way things ought to be. All in favour of people trying to change things and trying to improve things, but it's not a bad idea if somebody starts by attempting to give an impression of the way things are at the moment, which is alway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anyone thinks, and that complexity needs to be respected.

 

读过她的《愤*怒与自*豪》（毛喻*原译 内部出版），与在任何国家中一样，总有“老大哥”（《一九八四》）、“灰衣人”（《红场谍影》）不希望大家认出z*/相、说出z*相、听到z*相、看到z*相、读到z*相。为了z*相，《红》中的但丁（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从事核武器研究）献出了生命，主人公献出了自己的事业，分别实现了他们“成为英雄和做一个好人”的承诺。

法拉*/奇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和好人”，同时她也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女人。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和平、z-*相这样的东西太昂贵，也太稀缺。

 

失去法/拉奇，我的世界突然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以至于现在我仍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个女人带给我的震撼和奇特的感受。

昂山素姬：人民需要自由

昂山素姬著 井蛙 译

　　多米尼克．霍德的访谈记录。时间是在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姬被软禁前的19天，1989年7月1日

问：您如何描述当前的处境？

答：显然，我是一个主要的标靶──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只是现在公开化了。国家民主联盟也一样。之所以把矛头对准我们，是因为我们拥有民众的强大支持。有些人认为，只要我们坐视不理，等待选举，我们就一定会当选。其实并不这么简单。日复一日，我们将失去越来越多的基本政治权力──无论我们具有哪一种政治权力。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ＳＬＯＲＣ）丝毫不理会我们　　对于侵权与不公平的所有诉求──根本不予理睬。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说的真相。

问：您研究过新的选举规则吗？

答：有。我非常仔细地审查过。他们对一切必须倾尽全力去关注的提议丝毫不关注。我们对那些完全被忽略的东西提出过一个庞大的数据，对政权移交也提出了特别的规定，但他们根本没触及到这些。

问：假设有选举了，您认为将会发生什么？

答：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不管谁当选，在政权移交之前，首先必须起草一部被采用的宪法。他们一直没说将怎样通过宪法。可以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但是，那意味着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规定政权移交很重要。除非我们知道将发生什么，否则我们确实不能相信（ＳＬＯＲＣ）会成立一个民选的政府。

问：可是，反对派自身并没有达成草拟宪法的共识。

答：对于超过200个政党来说，起草一份能使每个人都接受的宪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何ＳＬＯＲＣ首先不展开对话？这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政治方式。我怀疑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吴纳温还没有给他们开绿灯。他不会让ＳＬＯＲＣ开始与每个人对话的。因此，他们说不会跟那些攻击他们的政党们对话，只会与那些不反对他们的政党对话。那为何他们之前不说呢？这仅仅是一句推托之辞，我们认为：“ＳＬＯＲＣ什么都没去做。他们尝试过去做吗？”──可怜的ＳＬＯＲＣ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威信了。

问：可怜的ＳＬＯＲＣ？

答：对，可怜的ＳＬＯＲＣ。任何机构当它完全受独裁者的控制时，都会被描述为可怜。他们不得不在独裁者的指令下行事。只要吴纳温还在掌权，我认为就不会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问：您认为当局会行动起来针对您吗？

答：我猜想他们会这么做。他们始终在用虚假的一套东西宣传我──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都有。比如说我有4个丈夫，3个丈夫，2个丈夫。还说我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在某些场合里，却说我是个美国中央情报人员。他们还试图在一些著名的僧人面前说我一直在诬蔑佛祖。他们可以说我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不过，我永远允许讲这种话的自由──我不想去隐藏这点。

问：这会给人民支持你造成困难吗？

答：不，人民需要自由。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习惯于恐惧。1989年6月19日，一个外国摄影师正给我拍照，但受到干预。和我一起的那些人对他的反击感到震惊。我说：“对那些来自自由社会的人来说，这是正常的。”恐惧，就如许多事情一样，都是1种习惯。你假如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就变得胆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我勇敢的原因。可能是我还没习惯于恐惧。

问：您把政治改革放在经济发展之前。但是，关心物质生活是ＳＬＯＲＣ赢得大选的重要前提之一。

答：我要说的是，人民不能受制于这些所谓的经济改革而不为民主战斗。假如我们不改变政治体制，我们也就无法发展经济。一个不能保证基本人权的政府，当然也无法保证任何经济权利。

问：如果联盟获选，您会有什么打算？

答：我想我会在政府担任一个角色，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下一届政府不会有悠哉游哉的时间。遭受了26、7年沉默的民众将会发出声音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在极快的改革中满足每一个人。人民带给下一届政府的将是一个不舒服的时期。

来源：凯迪网络  来源日期：2005-11-19   本站发布时间：2005-11-19

 

被批评了，随便写俩字儿。

 

雨天或寒夜烹茶静读，真是莫大的幸福。

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朋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一道闪电迅速点燃彼此的笑容。很有几个月没这种适意了。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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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

 

   

1．当代西方哲学主要趋向。现象学在当代西方哲学整个视域中的位置

 

西方哲学发展到现代，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兴起和衰落似乎加快了节奏。古代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甚至连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沿续了几百年之久。而时至今日，一个哲学流派的广泛影响一般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叔本华(A. Schopenhauer)、尼采(F. Nietzsche)，本世纪的柏格森(H. Bergson)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如此等等，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平均寿命都没有超出过三十年。所以，一个哲学论题、一种哲学追求作为一个“运动”出现，这是西方哲学在现代的特产。这些运动此起彼伏，而且每一个运动都有可能在消失之后再次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恩斯特·布洛赫(E. Bloch)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哲学之谜”：“我们只要看一下黑格尔(G. W. F. Hegel)的例子便可：他已经彻底地结束了，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甚至没人能写对他的名字。但后来怎么样了呢？黑格尔几乎无处不在。相反，其他一些哲学家在一段时间里又同样神秘地遭到贬低，如叔本华。另一些较小的哲学人物如施本格勒(O. Spengler)则完全地消失了。这里面包含着哲学本身之谜。这是如何可能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曾影响过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再受到他的推动？这本身便是一个哲学问题。”[1]对于今日哲学的“运动性”这一“哲学问题”，还有许多哲学家发出过类似的感叹。

也许，当代哲学运动的兴衰之谜的答案恰恰包含在当代哲学运动本身的特征之中。“哲学运动”这一概念一方面表达了各种哲学思潮的起落性，另一方面则指明了这种哲学思潮的普及性。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主要前提。换言之，如果一个哲学运动“兴”得不普及，那么它必定也不会“衰”得明显；反过来说，一个哲学运动兴盛得越是广泛，那么它的衰落给人的印象便会越显著。也许是由于科学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现代的先进传播媒介的缘故，各种哲学思想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中都没有像今天（十九、二十世纪）这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如此普遍的影响，以至于它们的迅速衰落会引起人们的惊异；而且影响的广泛和影响的久远似乎越来越不成比例。例如，1987至1989年，在发表维克多·法利亚斯(Victor Farias)《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的法、德文本时，连德国各地的地方小报也在频频地、大块地登载各种争论文章，但到了1990年以后，“海德格尔事件”(der Fall Heidegger)就已经在报纸和电视上消声匿迹，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由此看来，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兴衰之谜与它最主要的现代特征有关，这个特征便是它们影响和效果的广泛性。

但这里对“哲学运动”的影响所作的分析显然还不够全面。“哲学运动是效果史的现象。它们掩盖了学院哲学的不断进程，这些学院哲学的漫长节奏与论题和学派的急快变化是不谐调的。”[2]我相信，哈贝马斯(J. Habermas)在说这番话时，他已经注意到，任何一门哲学学说都可以具有双重意义上的影响和效果：它的理论（学院）效应和它的实践（社会）影响；前者往往可以持久而深远，后者则一般是广泛而短暂。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的发展中把握到这一事实。在这部书中，我们所要关注的主要是前一种影响。

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已经提供了四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1）现象学运动；2）分析哲学运动；3）结构主义运动；4）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撇开后两个运动不论，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代表了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中最主要的思潮，“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留下了最深刻的痕迹。它们早已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学家并且找到了对它们自己的标准说明。”哈贝马斯认为，现象学运动的奠基性著作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逻辑研究》，分析哲学运动的奠基性著作是摩尔(G. E. Moor)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B. Russell)、怀特海(A. F. Whitehead)的《数学原理》；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和《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则分别标志着这两个运动的转折和突破。[3]

哈贝马斯的这一划分还是很粗糙的。我在后面将会指出另一种划分哲学思潮的角度。但哈贝马斯的划分已足以能够为读者确定我们在这里将要讨论的课题在西方哲学的整个视域中的位置，这个论题便是：现象学运动，并且更进一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它所产生的效应。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六十年代初便认为，“撰写一部现象学运动史”的时间已经成熟。这句话一般说来可以被理解为：现象学运动已经成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中考察这一哲学的历史现象。[4]实际上，在这之前（1960年），曾留学于德国弗莱堡大学的美国现象学家Ｈ．施皮格伯格(H. Spiegelberg)就已在《现象学丛书》中发表了《现象学运动——历史导引》（海牙，1960年）一书。此后人们还作过多次有效的尝试。伽达默尔本人也曾写过“现象学运动”的文章。[5]现象学家们在这方面最系统的一次合作在1988年纪念胡塞尔逝世五十周年时取得成效：由弗莱堡大学胡塞尔文库汉斯－赖纳·塞普(Hans-Rainer Sepp)主编的《胡塞尔和现象学运动》一书（弗莱堡，1988年），图文并茂，其中不仅载有伽达默尔和一批在世的著名现象学家的文章，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现象学运动的历史资料。而有关现象学运动的专著，则分别由几位权威性的现象学家合作完成：关于胡塞尔及其哲学思想的论著《埃德蒙德·胡塞尔——对他的思想的阐述》（汉堡，1989年）由三位著名的瑞士现象学家和《胡塞尔全集》编委合作撰写：鲁道夫·贝耐特(Rudolf Bernet)、伊索·凯恩(Iso Kern)和爱德华·马尔巴赫(Eduard Marbach)；关于现象学运动在德国进一步发展的专著由著名的女哲学家、当时的科隆大学胡塞尔文库主任伊丽莎白·施特雷克(Elisabeth Stroeker)和著名现象学哲学家保罗·江森(Paul Janssen)合作撰写，题为《现象学的哲学》（弗莱堡，1989年）；关于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发展则由著名哲学家伯恩哈特·瓦尔登菲尔茨(Bernhard Waldenfels)撰写，题为《现象学在法国》（法兰克福／美茵，1987年）；现象学在各个学科以及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发展和研究现状也在Ｂ．瓦尔登菲尔茨的近作《现象学引论》（慕尼黑，1992年）中得到描述和概括。除此之外，几十年来有关胡塞尔现象学的著述以及现象学可谓汗牛而充栋，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哈贝马斯1987年曾说：现象学运动“早已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学家”并且找到了“对它自己的标准说明”，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对伽达默尔1963年所提的“为现象学运动撰写历史”这一要求的一个总结性回应。

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对现象学运动本身发生、发展历史的展示和反思，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哲学流派本身广义上的“效果史”或“作用史”。这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个哲学思潮的理论效应和实践影响是相对应的。从前一个角度上看，不仅作为现象学运动之首的胡塞尔现象学已成为历史，而且整个现象学运动也已成为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退出社会生活。而从后一个角度来看，不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由此而引发的现象学运动的影响对于欧洲大陆哲学来说始终是当下的（例如，伽达默尔本人也强调他的解释学以现象学为基础[6]）；而且甚至可以说，哲学史上任何一个重要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的作用都是伸手可及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例如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说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胡塞尔的思想仍在发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理论效应意义上的影响，它表现在：一方面，胡塞尔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不仅为欧洲大陆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现象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它还影响了现象学运动以后的西方哲学、心理学／病理学、美学／文学／艺术论、社会哲学／法哲学、神学／宗教理论、教育学、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甚至经济学等等学科的问题提出和方法操作。另一方面，无论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人们都无法避开他，都必须对他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虽然认识的现象学或理论现象学始终处在胡塞尔哲学兴趣的中心，但他在一生的哲学追求中所把握到的生活真谛远远不局限在理论理性领域。他所指出的其他各个思维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对胡塞尔的不理解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对当代西方哲学，至少是对欧洲大陆哲学的认识上的狭隘性。

我们在前面谈及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哲学四个运动的划分时曾批评这种划分的粗糙性，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西方哲学是由四条大小不一、各行其道的河流所组成，这种感觉在涉及各个哲学运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时尤为明显。因而，我更为赞赏由德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所提供的另一种作法。他在《变化了的世界中的哲学》（普夫林根，1972年）一书中对西方当代哲学的各种走向进行了整体的把握。这部著作作为对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透视虽然在材料上已有陈旧之感，不可能展示近二十年来西方哲学的最新进程，但它对当代西方各种哲学基本趋向的理解与析出在今天仍然是准确而有效的。舒尔茨认为，当代西方哲学由五种趋向所组成：1）“科学化”的趋向：这一趋向表现在胡塞尔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现代物理学、现代社会学、信息论、社会信息论等等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2）“内在化”的趋向：这一趋向的代表人物是基尔凯戈尔(S. Kierkegaard)、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J.-P. Sartre)、雅斯贝尔斯(K. Jaspers)；3）“精神化”和“肉体化”的趋向：“精神化”的趋向由柏拉图(Platon)起，至黑格尔止，“肉体化”的趋向则自费尔巴哈(L. Feuerbach)和谢林(F. W. J. v. Schelling)始，而后在基尔凯戈尔、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以及在舍勒(M. Scheler)、普勒斯纳(H. Plessner)和格伦(A. Gehlen)的哲学人类学中的到发展；4）“历史化”的趋向：这种趋向一方面反映在从狄尔泰(W. Dilthey)的生命哲学、到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的发展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在马克思(K. Marx)、孔德(A. Comte)、布克哈特(J. Burckhardt)、尼采、施本格勒等人的哲学思想中：5）“责任化”的趋向：这一趋向与伦理学领域有关，指明了当代西方伦理学哲学所探讨的中心课题。舒尔茨的这一划分较好地照顾到了在各哲学流派和学说之内的各种理论可能性，较好地构画了在各哲学流派和学说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以胡塞尔为例，显而易见，不仅他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和“面对实事本身”的著名口号使他在“科学化”和“内在化”的哲学趋向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后期对“生活世界”和“交互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在哲学“肉体化”和“历史化”的努力中也发挥着重大的、直接的影响；此外，我们以后将会清楚地看到，胡塞尔还间接地作用于伦理学的“责任化”趋向。——胡塞尔似乎是无处不在的。

雅斯贝尔斯的学生、瑞士巴塞尔大学著名的女哲学家燕尼·海尔施(Jeanne Hersch)在她的《哲学的惊异》一书中表述了许多非现象学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者的共同想法，她在其中坦率地说：“胡塞尔不是‘我的’哲学家。对于我来说，他的哲思太令人捉摸不透，他用过多和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他对直接性的要求，有时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深刻性呢，还是一种‘模糊性’。我恨不得能将他干脆置而不论，因为在构想这本书时已经考虑到：它可以是不完整、不连贯的。但这种置而不论的作法是不可能的：胡塞尔对当代哲学以及对各种精神科学的影响实在太明显、太深刻了。于是我只能尽力而为之。”[7]海尔施的这段话一方面概括了胡塞尔哲学对当代德国哲学的重要影响；胡塞尔本人已经部分地体验到他自己思想所带来的影响，并且他也看到了他的哲学方法为欧洲哲学所划定的新的时代——现象学的时代。胡塞尔所说的“我对未来抱有绝对的把握”[8]一语，尽管带有一种独断论的乐观主义色彩，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到了现象学运动变革特征和它影响的深远性。我们在后面的展开的论述将会一再地证实这种影响。

而另一方面，海尔施的这段话也表明了胡塞尔哲学的晦涩特征和由此而带来的在对其理解与传播方面的艰难。实际上，现象学研究界曾经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因为它显然是造成现象学哲学影响大都局限在学院哲学范围内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德国现象学学会主席Ｋ．黑尔德(K. Held)教授便认为：“由于胡塞尔是犹太人，因此他的后期著作在第三帝国不能出版，从而当人们在五、六十年代在德国的大学内外热烈地讨论海德格尔与萨特时，却中断了对他的思想的分析”，从而造成了哲学界对胡塞尔的长时期“避而不论”，导致了“纳粹主义保留下来的一个胜利”，导致“德国在经济奇迹时期文化事件中的一个耻辱”；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人们必须承认另一方面的因素：胡塞尔的讲坛哲学的晦涩文体从一开始就无法像存在哲学所具有的那种易于把握的表述方式那样适合于公众讨论”。[9]关于后面这点，甚至连胡塞尔本人也不否认。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说我的思想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那么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本人。我只能在精神新鲜、思路清晰的时间里才能理解我的思想；而在过度工作之后，连我自己也无法把握它们”[10]。可以说，理解胡塞尔比理解其他任何一个当代哲学家都要花费更多的力气。

我在这里愿意借用海尔施的忠告：“但我要告诫读者：只有当人们能够成功地与一位哲学家一同思维(mitdenken)时，他才能理解这位哲学家。”[11]所谓一同思维，用解释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进入到胡塞尔本人的思维视域中去，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思维视域包容下胡塞尔的思维视域，从而做到从胡塞尔的角度出发理解和考察现象学的问题。而要进入和包容胡塞尔的思维视域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在于，尽可能充分地把握与胡塞尔以及与现象学运动有关的历史材料和理论材料。

但历史材料和理论材料的提供仅仅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还在于分析胡塞尔现象学的“得”与“失”。在这里，“得”是指胡塞尔哲学在哲学史、思想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它所阐明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思路可能性，它对后来的各种哲学思潮所产生的革命性、突破性影响；“失”则意味着这门哲学的局限性（实际上也是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它之所以被后人改造、被后人逾越的原因和理由。如果读者在读过本书之后能认为以上这两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便可以允许自己认为这部书是成功的。

  ......

Husserliana: Edmund Husserl Gesammelte Werke 胡塞尔全集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Stephan Strasser. Nachdruck der 2. verb. Auflage. 1991. xxii + 260 pp. HB. ISBN 90-247-0214-3. 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Fünf Vorlesungen.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Walter Biemel. Nachdruck der 2. erg. Auflage. 1973. xii + 94 pp. HB. ISBN 90-247-5139-X.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In zwei Bänder. 1. Halbband: Text der 1.-3. Auflage; 2. Halbband: Ergänzende Texte (1912 - 1929). Neu hrsg. von Karl Schuhmann. Nachdruck. 1976. lvii + 706 pp. 1. Halbband: HB. ISBN 90-247-1913-5. 2. Halbband: HB. ISBN 90-247-1914-3.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Hrsg. von Marly Biemel. Nachdruck. 1991. xx + 426 pp. HB. ISBN 90-247-0218-6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Drittes Buch: Die Phänomenologie und die Fundament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Marly Biemel. Nachdruck. 1971. vi + 166 pp. HB. ISBN 90-247-0219-4.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rsg. von Walter Biemel. Nachdruck der 2. verb. Auflage. 1976. xii + 558 pp. HB. ISBN 90-247-0221-6. Erste Philosophie (1923/24). Erster Teil: Kritische Ideengeschichte. Hrsg. von Rudolf Boehm. 1956. xxxiv + 460 pp. HB. ISBN 90-247-0223-2. PB. ISBN 90-247-0222-4. Out of Print Erste Philosophie (1923/24). Zweiter Teil: Theorie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Hrsg. von Rudolf Boehm. 1959. xlii + 592 pp. HB. ISBN 90-247-0225-9. PB. ISBN 90-247-0224-0. Out of Print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 Hrsg. von Walter Biemel. 2. verb. Auflage. 1968. xxvii + 650 pp. HB. ISBN 90-247-0226-7.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1893-1917). Hrsg. von Rudolf Boehm. Nachdruck der 2. verb. Auflage. 1969. xliv + 484 pp. HB. ISBN 90-247-0227-5. Analysen zur passiven Synthesis. Aus Vorlesungs- und Forschungsmanuskripten (1918-1926). Hrsg. von Margot Fleischer. 1966. xxiv + 532 pp. HB. ISBN 90-247-0229-1. PB. ISBN 90-247-0228-3. Out of Print 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 Mit ergänzenden Texten (1890-1901). Hrsg. von Lothar Eley. 1970. xxxx + 586 pp. HB. ISBN 90-247-0230-5.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Erster Teil: 1905-1920. Hrsg. von Iso Kern. 1973. xlviii + 548 pp. HB. ISBN 90-247-5028-8.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Zweiter Teil: 1921-1928. Hrsg. von Iso Kern. 1973. xxxvi + 624 pp. HB. ISBN 90-247-5029-6.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Dritter Teil: 1929-1935. Hrsg. von Iso Kern. 1973. lxx + 742 pp. HB. ISBN 90-247-5030-X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Hrsg. von Ulrich Claesges. 1973. xxviii + 432 pp. HB. ISBN 90-247-5049-0.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Mit ergänzenden Texten. Hrsg. von Paul Janssen. 1974. xlvi + 512 pp. HB. ISBN 90-247-5115-2.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 Text der 1. und 2. Auflage. Hrsg. von Elmar Holenstein. 1975. livi + 288 pp. HB. ISBN 90-247-1722-1.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Untersuch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 Hrsg. von Ursula Panzer. 1984. 1024 pp. in zwei Bänden. HB. Set ISBN 90-247-2517-8. /1.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gänzungsband. Erster Teil. Entwürfe zur Umarbeitung der VI. Untersuchung und zur Vorrede für die Neuafulage der 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Sommer 1913). Hrsg. von Ullrich Melle. 2002, liv + 442 pp. HB. ISBN 1-4020-0084-7. /2.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gänzungsband. Zweiter Teil. Texte für die Neufassung der VI. Untersuchung: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Ausdrucks und der Erkenntnis (1893/94 - 1921). Hrsg. von Ullrich Melle, 2005, LVI + 633 pp. ISBN 1-4020-3573-X Studien zur Arithmetik und Geometrie.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886-1901). Hrsg. von Ingeborg Strohmeyer. 1983. lxxii + 506 pp. HB. ISBN 90-247-2497-X. Aufsätze und Rezensionen (1890-1910). Hrsg. von Bernhard Rang. 1979. lviv + 486 pp. HB. ISBN 90-247-2035-4. Phantasie, Bildbewusstsein, Erinnerung.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anschaulichen Vergegenwärtigunge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898-1925). Hrsg. von Eduard Marbach. 1980. lxxx + 724 pp. HB. ISBN 90-247-2119-9. Einleitung in die Log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Vorlesungen 1906/07. Hrsg. von Ullrich Melle. 1984. lii + 554 pp. HB. ISBN 90-247-2947-5.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1-1921). Hrsg. von Thomas Nenon und Hans Rainer Sepp. 1987. xxiv + 408 pp. HB. ISBN 90-247-3216-6. Vorlesungen über Bedeutungslehre. Sommersemester 1908. Hrsg. von Ursula Panzer. 1987. xxx + 270 pp. HB. ISBN 90-247-3383-9.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 Hrsg. von Thomas Nenon und Hans Rainer Sepp. 1989. xxx + 334 pp. HB. ISBN 90-247-3620-X. Vorlesungen über Ethik und Wertlehre (1908-1914). Hrsg. von Ullrich Melle. 1988. xlx + 524 pp. HB. ISBN 90-247-3708-7.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rgänzungsband.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34-1937. Hrsg. von R.N. Smid. 1993. lxvi + 624 pp. HB.ISBN 0-7923-1307-0. Logik und allgemeine Wissenschaftstheorie. Vorlesungen Wintersemester 1917/18. Mit ergänzenden Texten aus der ersten Fassung von 1910/11. Hrsg. von Ursula Panzer. 1996. lxii+ 556 pp. HB. ISBN 0-7923-3731-X. Aktive Synthesen. Aus der Vorlesung "Transzendentale Logik" 1920/21. Ergänzungsband zu "Analysen zur passiven Synthesis". Hrsg. von Roland Breeur. 2000, xii + 144 pp. HB. ISBN 0-7923-6342-6. Natur und Geist.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7. Hrsg. von Michael Weiler, 2001, lii + 368 pp HB. ISBN 0-7923-6714-6 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sstsein (1917/18). Hrsg. von Rudolf Bernet und Dieter Lohmar. 2001, lii + 464 pp ISBN 0-7923-6956-4.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26-1935). Hrsg. von Sebastian Luft, 2002, 712 pp HB. ISBN 1-4020-0744-2.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Vorlesungen 1922/23. Hrsg. von Berndt Goossens, 2002, 816 pp. HB. ISBN 1-4020-0080-4. 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08-1921). Hrsg. von Robin D. Rollinger in Verbindung mit Rochus Sowa, 2003, xxxviii + 240 pp. HB. ISBN 1-4020-1816-9. Einleitung in die Ethik.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0 und 1924. Hrsg. von Henning Peucker. 2004, xlv + 502 pp. HB. ISBN 1-4020-1994-7. E-Book ISBN 1-40202357-X. Wahrnehmung und Aufmerksamkei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893-1912). Hrsg. von Thomas Vongehr und Regula Giuliani. 2004, lii + 550 pp HB. ISBN 1-4020-3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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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7月24－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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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4.00- 5.30	RG	RG	RG	RG	RG
	DINNER
7:00-8:00	Com	Com	Com	Com

『影视评论』 [电影]牯岭街教育诗
　　
　　
　　 作者：2black 提交日期：2001-11-17 02:16:00
　　
　　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